第五期“经典与时代”青年学者工作坊纪要

作者： 朱健铭 点击数：2532 更新时间：2023-04-25 16:39:58

会场

合影

2023年4月15日，第五期“经典与时代”青年学者工作坊于中国人民大学人文楼500会议室召开。本次工作坊由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清华大学哲学系和《基督教文化学刊》编辑部联合主办。来自国内高校和科研单位的近二十位学者围绕“神学与现代性的展开”这一主题展开讨论，从神学与哲学的维度探讨现代性的起源、发展、困境和出路，深入分析了波墨、斯宾诺莎、黑格尔、克尔凯廓尔、海德格尔和列维纳斯等人的相关思想，涉及基督教神哲学、政治哲学、现象学、德国古典哲学等多个领域，内容深入而丰富。本期工作坊在学界和学生中间受到密切关注，吸引三十余位师生到场旁听。

孙帅老师

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孙帅老师为本次工作坊作开幕致辞。孙老师首先简要介绍了“经典与时代”系列的历次学术活动，以及该系列发起时的两个初衷：一是希望在当下专业分化日益严重，体制压力日益增加的学术环境之下，为中青年学者建立一个较为灵活的跨学科的交流方式；二是希望在当下这个去经典、去时代的处境之下，通过学术研究回到最原始的经典当中，通过经典体会和理解我们的时代和生活。孙老师随后介绍了本次工作坊的主题“神学与现代性的展开”。孙老师指出，自李秋零老师、杨慧林老师、刘小枫老师等前辈学者以来，汉语学界的神学和基督教研究始终秉持明确的现代性关切，本次活动致力于在新近学术进展的基础上延续前辈学者的这一关切。

第一场：波墨与非根据（Ungrund）概念的诞生

刘万瑚老师

雷思温老师

第一场会议由北京师范大学哲学院刘万瑚老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雷思温老师发言，他的论文题目是《波墨与非根据（Ungrund）概念的诞生》。雷老师深入分析了波墨提出的“非根据”（Ungrund）这一概念的丰富内涵，尤其是其中蕴含的意志论色彩，细致对比了“非根据”与埃克哈特式的“深渊”（Abgrund）的实质差异，并揭示出其与德国古典哲学，乃至海德格尔思想的亲缘关系，涉及到“无中生有”、自由与意志、神义论、三一论等诸多问题。

雷老师谈到，“非根据”不是相对于有而言的否定性，而是超越了有与无，不可被置入与“有”二元对立的结构之中的无，是绝对的、一无所有的无。基于“非根据”这一概念，不但受造物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甚至上帝也是从彻底的无中诞生的。首先，作为绝对之无，非根据是一切存在得以存在起来的自由开端；其次，通过对自身的观看，非根据开启了其自身性建构，产生了渴求；接着，因其一无所有，这一渴求进而发展为“痛苦”，这恰是一切“本质“诞生的来源。为了进一步阐释从无到有的动态过程，波墨接着引入了三位一体、自然等概念。

雷老师强调，非根据的无性及其展开的创世的动态过程体现出鲜明的意志论色彩，具有强烈的现代哲学精神。与埃克哈特不同，波墨提出非根据这一概念并不是试图回到这个最初的开始，而是试图揭示世界从中产生的那个绝对自由的开端。波墨一反对神性永恒静态的设想，揭示出神性充满意志和自由的能动生命。

韩骁老师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韩骁老师对雷老师的发言作了详细和深入的点评。他谈到，非根据概念开启了广阔的理论空间，为后现代思潮提供了强大的爆破力量，从根基去爆破理性主义的形而上学。在19、20世纪的思想发展当中，上帝、根据和最高存在者等概念被取消了独立存在的权利。追溯这种思想的源头，很多东西都可以在波墨这里找到。

针对雷老师的文章，韩骁老师提出了几点看法：（1）与波墨这里非根据如何生成上帝相似，埃克哈特实际也回答了上帝如何从“深渊”中生成这一问题，因此，深渊和非根据概念的差异究竟有多大，以及是否能说非根据先于深渊，是值得考察的问题。（2）波墨为了解释世界的生成，似乎不得不屡次引入场外因素，如三一结构和自然之母索菲亚，这使波墨的思想呈现出内在的张力和困难。（3）对此，谢林在《自由论文》中提出的作为根据的自然，似乎能比较好地解决波墨思想的内在困难。

对此，雷老师回应道，在埃克哈特那里，深渊（Abgrund）与万有是即静即动的结构。深渊是未分化的“一”，但“一”含蕴万有。因此深渊还是有着一切的，和时间中的万有形成一静一动的结构。但在波墨看来，这是对“创造”的弱化，因其缺乏从静到动的真正展开。此外，雷老师肯定了韩老师对谢林的分析，以及对波墨引入场外因素的分析。雷老师认为，波墨思想的内在困难或许恰恰揭示出了这样一个根本问题：一切的开端，一切的开始，究竟是否可以追思？

评议结束后，会议进入自由讨论环节。庄振华老师认为在德国哲学的背景下谈论开端问题应避免一种误区，即在开端处作图，从而忽视对生活的讨论。庄老师补充道，黑格尔称原初的有为无，不仅是因为其无规定性，而且是因为“无”始终内在于“有”，有与无始终形影不离。庄老师还区分了两种根据，一是肯定哲学意义上的原初根据，二是与被奠基者形成二元结构的根据。他强调，在谈论前一种根据时，不应带入后一种根据的理解和想象。

第二场：身心与政教：斯宾诺莎的政教分离学说及其内在困难

娄林老师

吴功青老师

第二场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娄林老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吴功青老师发言。吴老师指出，政教分离原则的背后是笛卡尔主义的身心二元论。既然身和心是两个完全不同、彼此分离的实体，那么治理身体的国家和治理心灵的宗教职能自然就可以分离开。但与此不同的是，斯宾诺莎对政教分离的论述立足于其身心同一性原则。身心与政教的错位，使斯宾诺莎的思想呈现出不小的张力和内在困难。

吴老师谈到，斯宾诺莎区分了想象的自由和理性的自由，前者意味着心灵受制于激情，并不是真正的自由；后者意味着心灵通过理性主动地应对世界，是真正的自由。一方面，基于身心同一性原则，政治统治不仅要求公民身体的服从，而且要求公民心灵的自愿。但这并没有剥夺，反倒是成全了公民的心灵自由。因为国家的存在，使公民的身心都受到理性的管束，在身心两个层面上实现真正的“理性自由”。但另一方面，斯宾诺莎又坚持一般的政教分离原则，为公民的心灵划出一定的“想象自由”的空间。

吴老师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对大部分公民而言，理性自由只是一种理想状态，我们不能奢望公民普遍地实现真正的理性自由。因此，斯宾诺莎给出了一个居间方案，即介于理性宗教和迷信之间的普遍宗教。普遍宗教要求公民的身体做出道德实践，但对其心灵不做过多要求——公民的心灵无论是出于理性还是出于想象而使身体做出道德实践都是虔敬的。如此一来，普遍宗教既保持着与身心同一论的和谐统一，又不违背一般的政教分离原则（宗教信仰自由），也揭示出了斯宾诺莎在政教分离问题上的独特意旨。

尹景旺老师

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尹景旺老师做了深入的评议。尹老师谈到，在政教分离这一政治哲学主题上，斯宾诺莎的位置并不突出，吴老师从斯宾诺莎的形而上学，即身心同一性原则，来分析政教分离在其身上的复杂性和张力，让人耳目一新。尹老师认为，如何把休谟、洛克等大思想家的宗教思想与其认识论、形而上学等对应起来，有很大的研究空间。例如，休谟对宗教的批判就建基于其信念学说，如人为正义理论。

此外，尹老师还介绍了国家理性这一概念。政教分离最早来自于国家理性，国家理性以国家的安全与和平为最高的理由。如果有利于国家的和平和稳定，人们就会主张政教分离。尹老师还分析了“宗教”的词源，指出在中世纪，宗教指的更多是纽带和团体，包括修院生活和训导训规。霍布斯、洛克等人则把宗教划归到私人信仰的领域，使其不再属于公共事务。尹老师最后提出自己的问题：除身心同一性以外，斯宾诺莎坚持政教分离原则，是否出于其他更高的考虑，如对何为最佳国家的考虑？

对于尹老师的评议，吴老师回应道，斯宾诺莎实际上有两重形象：自由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斯宾诺莎一方面强调国家的力量，另一方面又把民众的自由摆在突出的位置上。斯宾诺莎更多时候以国家为首位，认为即使国家暂时陷入不理性的状态，民众也应遵从。但作为社会契约论者，斯宾诺莎仍旧保留了民众革命的权利。国家的存在压制了民众的自由，民众的自由太强又会带来革命的风险。如何平衡国家与个体自由的张力是近代政治哲学家共同面对的问题。

在自由讨论阶段，朱清华老师提出了自己的担忧：斯宾诺莎以国家理性以及真正的理性自由为口号，要求民众服从国家，是否会带来整体的不自由与集权状态？这是否意味着某种理性的强制？对此，吴老师进行了澄清。普遍宗教是理性和想象的杂糅，实际上给了民众以广阔的想象空间。国家对民众心灵的干预其实只能通过道德训导和启蒙的方式实现，即尽可能地将民众向理性自由引导，但不能真正以强制的方式控制民众的心灵。

陈涛老师与吴老师就民众是否有抵抗国王的权利，国家是否可以不干涉三位一体等神学方面的信仰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吴老师指出，首先，应尽可能地保证主权的存在，但主权也不能沦为非理性的主权，因此需要民众的抵抗权与国家主权之间的平衡；其次，国家需要利用宗教的神圣性维度来推行道德、凝聚社会，国家虽无法干涉三一问题等神学上的争论，但会尽可能地从外部，用普遍宗教的方式侵入传统宗教的空间，将后者的影响消除掉。

娄林老师指出了普遍宗教过渡性的特征，认为斯宾诺莎最终可能还是试图实现普遍的理性自由。尹景旺老师则认为理性宗教只是想象，普遍宗教才是常态。

第三场：黑格尔思辨三一论辨正——正误、奠基与架构

陈涛老师

庄振华老师

第三场研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陈涛老师主持，陕西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庄振华老师作主题报告。庄老师在报告中指出，黑格尔的思辨三一论不是教派或教义的三一论，而是在近代三一论寻求调适、转进的基础上，为现代性寻找出路的方式。在黑格尔这里，三一性是精神领域中作为绝对者的概念在客观性中达到的最高状态。黑格尔的具体普遍性在精神领域的最高表现就是三一论。故三一性在根本上是为现代寻找出路的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宗教问题。

庄老师提出，首先要消除两类误解。一是对绝对者的降格的理解模式，包括科学式的，康德式的和斯宾诺莎式的模式。黑格尔的思辨三一论必须在避免了自然科学、批判哲学、斯宾诺莎实体学说这三条“歧途”的前提下，才能得到合适的理解。二是超越性的上帝观，即原教旨的，认定上帝超越于尘世的上帝观。中世纪否定神学与唯名论思潮强调上帝的绝对超越性，这在黑格尔看来是一种抽象普遍性。它既极度贬低尘世，又有使绝对者沦于空虚幻象的危险。

庄老师讲到，黑格尔目的论的三个阶段，与思辨三一论中的三个王国是相对应的。主观目的阶段对应父的王国，目的的实现活动对应子的王国，合目的的实现则对应灵的王国。父的王国讲述了上帝的永恒理念，代表纯观念性的理论意识。子的王国讲述了现象中的理念，代表特殊化、自然、他者、有限性。灵的王国则关注圣灵概念和团契面临的三大困难——即三种客观性，心灵兴趣，反思或抽象思想，以及概念——并最终达到与人的和解。

最后，庄老师谈到了黑格尔对哲学与宗教之间关系的讨论。黑格尔认为，神人之间、凡圣之间、神与自身及自然界之间的真正和解是哲学，哲学是真神学。黑格尔的思辨三一论无关教派教义，并非对宗教信仰的直接呼吁，而更像是探讨绝对者与宇宙秩序对于现代理性与现代生活的支撑作用的一曲悲壮挽歌。

吕超老师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吕超老师就庄老师的文章做了点评。吕老师回顾了庄老师文章的内容，对比分析了奥古斯丁、康德等人在历史问题上与黑格尔的差异，就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吕老师谈到，与唯名论思潮对上帝绝对超越性的强调不同，黑格尔把上帝完全内在化了，使其内在于人的普遍理性。在黑格尔这里，无限者和有限者、绝对精神和普遍的人类理性的界限变得模糊。因此，黑格尔同样面临着两个针对斯宾诺莎的指控。一是无神论的指控，二是无世界论的指控。

吕老师认为，黑格尔回应了现代性的困境，但其自身可能就代表着现代性的某种歧路。因为黑格尔将上述两种指控的后果都实现了出来。一是人们失去了传统的上帝信仰，善恶被虚无和相对化了。二是在进步的铁律之下，人们失去了朝向未来的自由可能性。与黑格尔不同，奥古斯林对未来持有一个不确定的态度，他始终保持上帝的超越性、神秘性，即上帝意志在终极层面的不可预测性。实际上直到康德为止，这种最终层面的神秘性是始终得到尊重的。但在黑格尔这里，所有的可能性都被逻辑学所穷尽，我们处在一个必然性的构架之下，似乎没有了真正的自由，无法打开一种偶然的、未知的、不确定的未来。

针对吕老师的评议，庄老师认为，无神和无世界的指控对斯宾诺莎和黑格尔两人都不合适。因为从他们的本意和德国古典哲学的传统来看，他们都试图保留神和世界。在黑格尔这里，世界是三一的结果或表现。神性与世界性的交点就是具体普遍性。庄老师进而谈到，人们对黑格尔的历史观有着很深的误解。对黑格尔而言，历史是神圣的戏剧，是为上帝即绝对者服务的，世界同样是对绝对者的体现。黑格尔是不折不扣的古典型思想家，他确实不是从人的角度来考虑如何让宗教为人服务。此外，庄老师不太赞同把黑格尔的思想称为现代性的歧路，因为我们不应把黑格尔的思想视作某种现成的答案，而应把它看成道路或视野。无论黑格尔是否在客观上加深了现代性的困境，他都洞察了现代性的致命问题，给出了一些可能的出路，其思想达到了足够的深度和广度，我们应该感谢他的努力。

在问答环节，吴功青老师讨论了无神论和无世界论这两个针对斯宾诺莎的批评。吴老师首先认为，从一般的泛神论的角度来看，斯宾诺莎并不是无神论。其次，吴老师指出，无世界论的批评立足于柏拉图主义式的理解，即从理念与影像的角度，将可感世界认定为某种非存在。但对斯宾诺莎而言，样式不是对实体的模仿，样式是实体的变形，是实体自身的展现形式，因此不能否认世界的存在。雷思温老师指出，莱布尼茨同样面临无世界论的类似指责。为了把样式从无世界论中拯救出来，莱布尼茨为样式赋予了实体性，提出了单子理论。但问题在于，无穷多精神化的没有形体的单子如何能够构造有形体的、具体的世界。对此，莱布尼茨认为，世界也是来自于单子的变形。雷思温老师，庄振华老师，吕超老师和尹景旺老师进一步就我思、绝对者、知与信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第四场：瞬间与永恒——论克尔凯廓尔思想视域下的瞬间问题

张靖老师

邓定老师

第四场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张靖老师主持，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邓定老师发言。邓老师的文章着重关注克尔凯廓尔的四个文本《恐惧的观念》、《哲学片段》、《致死的疾病》与《爱的作为》。邓老师认为，克尔凯廓尔对瞬间的探讨主要围绕《圣经》中与人类历史的开端、转向和终结有关的三个标志性瞬间：罪被设定的瞬间，基督道成肉身的瞬间，和末日审判的瞬间。这三个瞬间都象征了存在与非存在、永恒与时间的转变。

邓老师谈到，克尔凯廓尔把原罪发生的瞬间称为心理学试验。与奥古斯丁的“自由意志说”不同，克尔凯廓尔从恐惧这一心理现象来解读原罪的发生。他还把精神个体通过“信仰的一跃”转向基督的瞬间称为哲学试验。他从绝望这一心理现象来阐释信仰的发生。基督降临的瞬间标志着永恒与时间的真正触碰，是作为原型的瞬间。个人通过“信仰的一跃”不断获得重生的瞬间，则是对原型瞬间的重演。精神个体必须独自面对神，不断趋向对神的信仰，最终完成“信仰的一跃”。这要求一种意志行为，而非知识的传授。

克尔凯廓尔对瞬间的讨论不只是就原罪、信仰等问题给出一种新的神学阐释，而是指向当代的每一个个体。他将亚当所犯的原罪还原为心理学上对无的原初恐惧经验，并指出，导致亚当犯罪的这种恐惧可能在同时代的每一个个体中不断重演。同样的，“信仰的一跃”也需要不断地得到重演，精神个体始终面临着这样的关键瞬间。

最后，邓老师谈到了海德格尔对克尔凯廓尔瞬间思想的批评。海德格尔一方面肯定了克尔凯廓尔的努力，认为他关于恐惧和真理的探讨已经植根于个体的实际生存经验中，在实际生存上对于个体的存在问题有透彻的思考，但另一方面也批评克尔凯廓尔仍囿于古代存在论的理解范式，未能在生存论-存在论上切入个体的信仰决断问题。

朱清华老师

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朱清华老师就邓老师的文章做了点评。朱老师首先梳理了邓老师文章的主要内容，然后根据海德格尔的文本，分析了海德格尔与克尔凯廓尔在瞬间等问题上的分歧，并补充谈及海德格尔其他的思想来源。朱老师指出，认为海德格尔吸收了克尔凯廓尔的思想资源，这种说法由来已久，但海德格尔自己就曾反驳过那些认为其存在概念来自克尔凯廓尔和雅斯贝尔斯的观点。朱老师认为，海德格尔的瞬间概念除了与克尔凯廓尔有关，也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和圣保罗。

朱老师还就邓老师的文章提出一些问题：（1）克尔凯廓尔的神学和心理学都涉及到了瞬间问题，两者之间有什么相互作用，有怎样的内在关系？（2）克尔凯廓尔在批评苏格拉底、柏拉图回忆说的时候，认为他们没有真正指向未来的时间。克尔凯廓尔这里瞬间的未来向度与海德格尔有什么不同之处？

在自由讨论环节，吴功青老师提出两个问题。首先，奥古斯丁与克尔凯廓尔都从“无”的角度来理解亚当犯罪时的状态，奥古斯丁认为人在“无”中骄傲地模仿上帝的创世，克尔凯廓尔则认为“无”带来了极致的恐惧。骄傲和恐惧这两种解释路径是否能统一在一起？其次，海德格尔批评克尔凯廓尔对瞬间的讨论仍带有传统形而上学的残余，未能达到其设想的存在论的高度，在对人性和存在的描述上，克尔凯廓尔是否有得到辩护的空间？

孙帅老师谈到，克尔凯廓尔对路德神学作了相当激进的推进，特别是对罪、恐惧、信仰等问题的理解。孙帅老师认为，不同于奥古斯丁、路德等人，克尔凯廓尔主要从原罪的后果（比如恐惧）出发解释原罪的本质和发生。在“信仰的一跃”问题上，克尔凯廓尔直接继承了路德的相关思想，后者认为因信称义并非不会丧失的一次性恩典。孙帅老师就恩典的作用提出自己的问题：“信仰的一跃”是否纯粹只是个体的意志行为？恩典和上帝是否还在其中扮演某种角色？庄振华老师从思想背景的角度进一步发问：是否在经历了敉平、破裂和抽空之后，“信仰的一跃”才成为可能？

对上述老师的评议和提问，邓老师一一作出回应。他谈到，通过瞬间问题，我们可以清晰发现，在海德格尔眼里，克尔凯廓尔虽然已经深入到了个体实际生存经验的层面，但其整个思想范式，仍然基于古典的主体性哲学，如永恒与时间、存在与非存在的二分和精神个体。此外，海德格尔的“瞬间”概念，确实不只来自于克尔凯廓尔，除亚里士多德和圣保罗以外，还有路德，尼采。海德格尔在早期把瞬间看成时间性的一个环节，但在《哲学论稿》里，海德格尔则把瞬间视为时空运作的一个场所。瞬间不仅有时间性含义，同时还有原始的空间性内涵。

邓老师再次指出，克尔凯廓尔对圣经中的关键事件做出心理学或哲学的解释，意在强调信仰是个体的孤独的意志决断，不是可以传授的知识。并且，邓老师倾向于认为，在个体信仰之决断的问题上，恩典的作用被弱化了。但同时，克尔凯廓尔对实际生存经验的分析，难以脱离信仰个体的范围。海德格尔在更普遍的意义上去讨论个体的生存处境：虽然不是每个个体都会经历信仰的瞬间，但每个个体都可能经历向死而在的瞬间。 

第五场：中介的消失与奇异的显现：列维纳斯的神圣性问题

文晗老师

第五场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孙帅老师主持，由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文晗老师发言。“现象学的神学转向”是现象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列维纳斯也被界定为这一转向的关键人物。文晗老师试图澄清，在这一转向中，列维纳斯并没有为现象学“引入新神”，而是要经由对存在论神学和经典现象学的批判，一方面重新激活神圣性经验，一方面打破经典现象学的相关性结构，将外在性或者陌生性引入进来。文晗老师认为，列维纳斯对神圣性经验的重新挖掘和激活，立足于其对传统的思考存在问题的总体性结构的突破。文晗老师将此表述为中介的消失和存在论的分离。

文晗老师首先谈到，列维纳斯肯定了海德格尔对存在论神学的批评，认为形而上学与神学的共谋使上帝成为不可触摸的偶像崇拜的对象。只有打破这一对象，以“居于世界背后之诸世界中的某一上帝的死亡”为前提，我们才能重新获得关于最高者的经验。

其次，文晗老师剖析了列维纳斯对海德格尔的批评。列维纳斯认为，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差异”实际上是以存在为中介来统摄存在与诸存在者，将他者纳入存在的总体性结构当中，构造出一种所谓的共在，而未能打开一个彻底差异化的空间。与此相应，列维纳斯提出了可以被称为“存在论分离”的结构，将诸存在者彻底分离开，否定存在在个体间的中介作用，把个体从总体性结构与共在中解放出来，保证他者的他异性。

最后，文晗老师阐释了列维纳斯对神圣性经验的理解。列维纳斯认为，他者绝对无法以观念的方式被自我同化，继而无法被纳入自身的内在性领域当中。他者无法用理性加以“观看”和把握，而只能通过感性来接触和体验。感性无法被理性穿透的这一特性体现了自我与他者的奇异性。不可见的他者在感性经验中向自我的奇妙显现，及其向自我呈现出的无限性、超越性和他异性，构成了自我对神圣性的经验。

李丙权老师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李丙权老师就文晗老师的文章做了点评。李老师认为，文晗老师的文章揭示出许多问题，如哲学和神学的关系问题，如何在“上帝之死”之后研究上帝的问题等。李老师指出，现象学的神学转向，其动力显然不是来自于外在的神学压力，而应导源于其自身的发展进程。随着对现象性理解的推进，现象学的边界在不断地扩大，现象学可以讨论宗教现象了。此外，李老师谈到，上帝之死和对偶像的批判并不必然会导致无神论，反而有可能走向真正意义上的神圣性。并且，这种神圣性也并不必然就排除圣经的传统。

同时，李老师认为，形而上学与神学的“共谋“并不必然会带来偶像崇拜。他强调，西方思想中的上帝形象非常丰富，不止有一种形态或一种传统。例如，基督教神秘主义追求与神的合一，并没有将上帝作为偶像神。此外，我们也很难将阿奎纳的神学认定为偶像崇拜。我们不应该简单地将神学与形而上学、西方思想等同起来。

在自由讨论环节，邓定老师和韩骁老师分别提出了自己的问题。邓定老师认为，在存在论神学之外思考上帝，即不借助存在这个中介去“运思”上帝，这与巴门尼德以来的传统似乎存在着较大的张力。中介的消失可能会带来“运思”的消失和哲学的消失，意即只能从感性或信仰的角度来“通达”上帝。韩骁老师也就列维纳斯思想的内在困难，以及他对海德格尔的批评发表了看法。

针对哲学是否消失的问题，文老师回应道，至少在对自我的思考方面，如自我如何建立同一性，如何遭遇他者，如何遇到面容，这个过程是可以被概念化的。虽然在自我对外在性的渴望中，渴望的对象本身无法被描述，但自我产生这一渴望的原因，以及在产生渴望之前自我建立同一性的过程，是可以得到哲学上的阐释的。关于后人对列维纳斯的批评——主体本身就是建构性的产物——文老师认为，“自我”是进行哲学建构的本原且天然的出发点。

谢琰老师

会议的最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谢琰老师从中学研究的角度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谢老师认为，中西研究的交流互鉴是“经典与时代”工作坊的一大特色。他谈到，作为研究唐宋文学的老师，自己也在本次关于现代性问题的讨论上收获良多。谢老师回顾了第四期“经典与时代”工作坊——“《国故论衡》与中国学术的自主之路”——的开展情况，并热情邀请与会学者到北京师范大学参加下一期工作坊。

本期工作坊内容充实，对谈活跃。下午6:30，在与会者热烈欢乐的掌声中，本期工作坊圆满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