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云贵：知难而进，开拓创新——《什叶派：历史、思想与现实》读后

点击数：4248 更新时间：2023-02-20 16:27:21

伊斯兰教研究，作为初生的中国宗教学分支学科之一，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现已取得长足的进步。但不论从研究人员的素质、水平和能力，还是从发表研究成果的数量、质量和影响力视角看，这一新兴分支学科的构建依然面临着诸多的困难和问题。作为这一学科建设的一员，我们每一位参与者都应当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密切关注相关学术研究成果，努力在科研实践中对学科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近来我阅读了王宇洁教授撰著的《什叶派：历史、思想与现实》一书，感到非常高兴和欣慰，因为从这部著作中我看到了年轻一代学者的成长，看到了学科建设的硕果和希望。

这部专著内容丰富，时间跨度很大，从中古的七世纪延伸到近当代，空间范围涉及伊斯兰世界的西亚、北非、中亚、南亚等地域，实际上，相当于伊斯兰教什叶派的一部通史。其难度之大，不言而喻。但本书又不是严格意义的史学著作，而是一部史论相结合的著作。或许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作者在确立主题时，刻意将思想和现实与历史做了逻辑上的切割。但什叶派的宗教思想也在历史时空范围之内，似可理解为“思想史”，而现实中的什叶派也同样可归类于历史，即“当代史”。可见历史、思想与现实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同时也增加了收集资料、设计框架和撰著书稿的难度。作者在书末的“参考文献”目录中注明了三十余部中文文献，这包括译著和中国作者撰写的著作。据我所知，这些著作大多在内容上涉及什叶派，但全面系统论述该派的著作几乎没有。作者“知难而进”，较完美地完成了这部著作，这正是良好学风的一种体现。

在什叶派兴起、发展演变的历史陈述方面，本书作者经过认真分析思考，根据历史事实，确立了一个合理的框架，为什叶派各支派传播、发展、演进的过程划定了时空方位，与历史上王朝的建立，社会环境的变迁等标志性事件密切联系起来。这一框架设计条理清晰，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因为一个教派的历史，本就是社会发展史的组成部分，只有置放于社会发展史的框架之中，才能理清教派兴衰演变的脉络。

在什叶派历史的陈述中，本书另一引人注目的亮点，是作者非常重视什叶派宗教思想的传承以及在此过程中宗教学者的重要作用和历史影响。信众较少的什叶派与自称为“大众派”的主流的逊尼派，基本信仰（如认主独一、尊经崇圣的信条）并无差异，宗教思想、宗教传统最突出的差异在于前者提倡伊玛目学说，而后者主张哈里发学说。宗教思想分歧的实质，在于权力和利益之争，即在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去世后谁是先知的合法继承人问题上的两种对立的立场和态度。伊斯兰教历史上，什叶派长期受到压制，很少掌控国家政权，因而为了维护宗教传统更加重视宗教思想的宣传教育，同时也极大地抬高了宗教领袖、宗教学者的地位和影响力。本书作者用了六节的篇幅论述介绍了早期什叶派历史上六位著名的宗教学者的生平、著述和活动，分析、评价了此后形成的宗教学者体制的重要作用和影响。由此深化了人们对什叶派宗教领袖、宗教学者、宗教教育体制和宗教思想传承的理解和认识。

厚重的历史意识与强烈的现实关切相结合，在我看来，可以说是本书的特色之一，本书作者所讲的“现实”是一个动态的语词概念，意指“当代什叶派的状况”，本书后四章和“结语”都是为了观察、研判和系统论述当代什叶派在新的时代和社会政治环境下的态势而设立的。从具体内容上看，现状研究部分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按照分布区域和国别对当代什叶派进行个案分析研究，内容涵盖西亚的伊朗、伊拉克、黎巴嫩、叙利亚、沙特阿拉伯、也门、巴林，中亚的阿富汗、阿塞拜疆以及南亚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国什叶派的处境和活动。二是研究当代著名的什叶派宗教学者，分析介绍其生平、思想、活动和影响。

本书作者所设立的“当代什叶派”篇章，可以说是难度很大的全新课题，特别是对中国学者而言，这部分内容几乎从未做过深入系统的研究，因此，我们有理由把本书这部分成果视为“开拓创新”之作。19世纪后期以来，伴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传统伊斯兰世界的政治版图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什叶派宗教社团如何应对时代与社会政治制度的变迁，成为一个直接关系其生存、发展和未来的重大课题。本书根据地域分布和国别所确定的十一个个案研究，多为前所未有的新课题。其中，以什叶派人口众多的伊朗和伊拉克更为重要，研究难度也更为突出。

当代伊朗什叶派之所以受到研究者的密切关注，标志性的事件和态势，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在伊朗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伊斯兰革命，这场以宗教名义展开的社会革命，在一位众望所归的宗教领袖的感召和领导之下，一举推翻了亲美的巴列维王朝，代之以教法学家主政的“伊斯兰政府”。在当代什叶派的历史上，伊朗革命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以国家宪法的权威批准、确认了一个全新的宗教政治体制。最高宗教领袖、阿亚图拉霍梅尼由此成为高居于法制和国家政府之上的精神领袖。在什叶派主流的十二伊玛目派的历史上，最高宗教领袖伊玛目作为信众的“效仿源泉”，学识渊博，备受尊崇，但他只是宗教社团的精神领袖，其社会角色只限于辅政，而不是主政。这种地位、角色、职能上的突变，即使在伊朗知名的宗教领袖、宗教学者体制内部也有不同意见乃至争论。本书就此做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论述，这虽为作者过往研究成果的梳理和归纳，仍值得称道。

当代伊拉克什叶派的个案研究，内容上不同于伊朗的什叶派案例。历史上伊拉克的什叶派穆斯林社团从未建立过国家政权。现代伊拉克独立建国后，尽管什叶派人口占居民的多数，但其居住的伊拉克南部经济发展水平远低于北部，故此，社会政治影响力衰弱。上世纪六十年代伊拉克复兴党政变上台后，阿拉伯民族主义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禁止宗教干预政治。上世纪70年代末，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后，其外溢效应促使伊拉克什叶派信众的政治意识明显增强，此后，两伊战争、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以及美国以“反恐”为名入侵伊拉克，并推翻萨达姆政权，这一系列重大事件都在不同程度上对伊拉克什叶派上层和民众的政治意识、国家认同、宗教思想造成冲击和影响。但从总体上看，虽然发生过反政府的暴动，出现了以宗教名义组建的政党，什叶派社团和信众的主导思想倾向仍然是祖国认同高于宗教派系认同。

制度化的伊斯兰教明显有别于非制度化的苏非教团。这一体制上的区别在什叶派社团中更为突出。什叶派宗教体制的显著特征，是高度重视宗教学者在宗教知识、宗教思想传承方面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在什叶派社团领袖伊玛目“隐遁”的情况下，德高望重的权威宗教学者就成为联系信众的中介，同时也是传承宗教知识、保持宗教传统连续性的纽带。故此，本书作者不仅辟有专章介绍早期著名的宗教学者，还在最后一章系统地论述了六位当代什叶派著名的宗教学者的生平、著述、思想活动和影响。这六位权威的宗教学者，都尊称为“阿亚图拉”，亦为“真主的迹象”，也即公认的著名宗教领袖。就制度化的伊斯兰教而论，一个时代的宗教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也即同时代著名宗教学者的思想，他们通过解经释教、著书立说、宗教教育等方式传承思想，对普通信众产生广泛的影响。本书作者对于什叶派的历史和现状做了深入研究，这也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