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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雪松参加“如何训练研究生做学术评论经验分享工作坊”线上沙龙

点击数:311 更新时间:2020-06-24 14:19:50

2020年5月28日下午,我所张雪松副教授参加中国政法大学教师发展中心举办的“漫谈教学茶座”第二十三期“如何训练研究生做学术评论经验分享工作坊”线上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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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教学茶座第二十三期

——如何训练研究生做学术评论经验分享工作坊

 法大教师发展中心 

2020年5月28日下午,教师发展中心“漫谈教学茶座”第二十三期“如何训练研究生做学术评论经验分享工作坊”在线上顺利举办。本期沙龙由本校古籍所赵晶副教授主持,邀请到了北京大学历史系韩策助理教授、德国图宾根大学汉学系黄菲副教授、法国尼斯大学法学院梅凌寒(Frédéric Constant)教授、本校社会学院孟庆延副教授、台北大学历史学系山口智哉助理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史研究动态》编辑部苏辉副编审、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王帅一副研究员、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徐力恒助理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尤陈俊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张雪松副教授共同座谈,并有多位老师同学旁听参与学习。沙龙持续三个半小时,诸位老师讨论热烈,针对学术评论与学生培养以及域外教学模式做了精彩的分享。为此,特将沙龙实录整理推送,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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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晶老师

本次题目如何指导研究生做学术评论,是我在历年研究生培养的过程中始终在思考以及感到困惑的,借助这次茶座,向与会各位老师请教。

研究生在接受学术训练的过程中,面临很多需要做学术评论的场合。本校培养方案要求研究生每学期要做的读书报告,除了综述内容外,还要求进行评论;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其核心内容就是要进行学术史的综述,从而明确这篇学位论文的学术史定位以及创新之处;学期论文和学年论文都含有学术史综述和与先行研究的对话的要求;若将近些年中古史学界非常兴盛的有关史料批判的话题引入到这个问题,对史料的考证与批判实际上也是在进行学术评论。除此之外,研究生在作为校内杂志编辑参与的审稿工作和参加研究生学术会议时所进行的现场点评,实际上也涉及到学术评论。网络世界中,随机酷评也无处不在。我们应如何看待研究生的学术评论,如果研究生是未来的独立研究者,如何让他们受到更正规的训练,这是我们一直面临的问题。

在指导研究生的过程中,我也发现在评论写作上的不少问题,以本校要求的研究生读书报告为例,如果任由学生撰写,第一在书目选择上,往往会选择一些人云亦云的名著,体现出在阅读上没有眼光;第二在对内容的把握上,经常只是摘要而无定位,完全是一笔糊里糊涂的学术史。如常常完全不能区分书中某个观点究竟是作者匠心独运的想法,还是沿袭他说,将沿袭前人之说认为是作者的独创性观点而大加吹捧着比比皆是,这就体现了不懂行;最为严重的是第三个问题,按照本校的要求,在读书报告中要对所阅读的书籍进行深刻的批判,换言之,作为一个阅读者,应该对此进行一个独立的评价,但大量的读书报告仅仅叙述了书籍的内容,这属于铺叙而乏议论的缺思辨。甚至于面对所据材料大致相同、但观点截然相反的两篇文章,很多研究生竟持首鼠两端的态度,觉得都有道理。总之,我们该如何引导、培养学生的学术评论能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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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读书报告的理想与现实

我在多年尝试的过程中,采用过一些方法。首先是要求研究生比较阅读两个极为相近的文本,以及极为相近的观点,如合读刘俊文点校的中华书局版《唐律疏议》与岳纯之点校的上海古籍版《唐律疏议》,比较其在句读校勘上的不同,请他们概述究竟两位先生各自的校勘理由,以及他们到底服膺哪种见解。或者合读戴炎辉先生的《唐律通论》、刘俊文先生的《唐律疏议笺解》、钱大群先生的《唐律疏义新注》,三位先生对某一些律条在关节层面的释读可能截然不同,也请他们叙述出究竟支持哪位先生的看法。第二种方法是引导学生围观学者“互殴”时的攻防策略,举例而言,曾有位学生想研究宋代明州的家族问题,我就请他先读柳立言先生三篇批判、反思海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文章,这三篇文章也提出了种种弥补以往研究不足的进路和方向,与此同时周扬波先生撰写了一篇回应,以此就正于柳先生,二者的观点形成交锋。我就请该生判断,觉得哪位先生的说法更加有理。当然也存在另外的可选对象,比如李伯重先生曾就“选精”与“集萃”来反思传统经济史研究的方法,主要的对话对象就是台湾大学历史系的梁庚尧先生,梁先生在读过李文之后也进行了回应,为自己的研究方法略做辩护。这些都是学者在擂台上打架,可以通过学习模仿,使研究生习得做学术评论和反评论的方法。

除此之外,要不要做学术评论的“大哉问”,也希望得到诸位的讨论。我在准备此次活动的时候就想起若干年前中国大陆文史学界非常有名的往复论坛上曾经爆发过很激烈的争论,发起人是原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历史系赖瑞和先生。他贴了一篇叫做《唐史研究十诫》的文章,所诫之一就是博士生不要给学者写书评。从学术意义上说呢,他认为书评应是同侪评议,博士生还不具备与独立学者等量齐观的学力,所以不应该给学者写评议。当然还有一些现实后果,比如得罪学界大佬,之后学术前途晦暗。国内学界就曾有学者因一篇针对自己作品的犀利书评,而导致自己在评正教授时折戟沉沙,甚至对住房分配都产生消极后果,不仅职业生涯受阻,连生计都受影响。

另外还有一些关于评论的技术方面的问题,也想求教于诸位。诸如目前很多期刊版面有限,对书评有字数上的要求,因此我们要不要只对书籍的问题意识、学术史定位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评论,舍弃内容上的铺叙和优点胪列。以及中研院史语所的柳立言先生在谈及如何做学术评论时说的胜人之心与助人之心的区别,助人之心很重要的内容在于反思某一部著作时,不应仅仅为作者纠错,而应该在说出不足之后,就这一本该如何改善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设性意见。还有就是我们该如何做反批评,如有两位学者就《名公书判清明集》中有关女子分产案件进行争论,被商榷的那位先生自辩为人文学进路的研究,而把提出批评的先生归结为社科方法的运用。这种类似方法路径上的反批评能否服人?此外,我们的期刊是否刊登反书评,目前很多期刊是拒绝刊登的,而据说欧美学界也有这样的传统。不过,有的期刊也登载反批评。对此也想听听不同学术传统下的学者所掌握的学术信息。

最后以余嘉锡的一段话结尾,“为提要也难,为辩证也易”,立论著述难,找错纠正易,评论者实际上是在作者的基础上为作者挑错,书评写得再好,是无法超越作者的学术贡献的。

徐力恒老师

在这里主要给大家分享我自己使用,也指导学生使用的一种训练方法,就是写作互助小组。

首先给大家分享我从博士阶段学习,到博士后工作,再到教学生涯中自己的经验。我博士班所在的牛津汉学研究所,是一个专业跨度很大,但是学生数量不多的机构,因此就会形成比较小的博士生群体,在快进入博士论文写作时,大家觉得要自发地组织起来互相督促,就有了写作互助小组。自己的感受是这种形式对学术写作训练,最重要的是对博士论文的完成都非常有帮助。博士毕业后我去美国做博士后,也继续了这种形式,和伙伴们讨论博士论文的章节或者投稿的作品。在香港任教的时候,我也鼓励自己的研究生以这样的形式和自己的同学交流。

就英国的博士学制来说,课程比重很轻,必修课一二年就可以修完,留给学生大段的时间自由支配,这一方面给了学生很大的自由度,另一方面也增添了很大的压力。这也取决于学生和导师之间的指导关系,有些导师很严很紧,有些就是类似一种羊吃草的(散漫)状态。如果是后者,还不如让研究生比较及时地进入社会化的过程,也就是在学术环境中,不管是公开的还是在同仁之中需要不断发表学术评论的状态,这样可以让学生比较早地具备相应的能力,培养其中的习惯。

我自己对组织互助小组的经验也和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是组织的时间,在学生已经确立研究方向并开始进入写作阶段之后,再去办这样的互助小组,是比较合适的。这时学生已经有大概的范围,可以着手进行准备,有作品可以讨论。其次是人数,团体太大,每个人的参与度会下降,协调起来也会很麻烦。比较理想的状态是每个同学都能参加,能读到当次讨论的作品,一般来说人数很难超过七八个人。在这种比较紧密的小组中,每个人都可以比较及时、充分地读到他人的作品并作出评论。还有就是学科范围,把小组放在比较广阔的领域,比较大的范围也是可以的,当然具体如何组织还是要从写作者(学生)的角度出发。来自与自己不同领域的意见也是很有价值的,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提供养分,没必要将小组限定在同样的学科分支内。关于实体或虚拟的形式,实体见面当然好,除了学业交流,也可作为联谊交往,但虚拟有时反而可以让我们在千里之外找到新的学友一起讨论自己的文章。关于教师的角色,建议参与不要过多。教师带着研究生读当然有很大的好处,但最好还是发挥同侪畅所欲言的优势。老师可以一开始带着大家做几次,多指点,中间偶尔参与查看进度,最好以研究生自发组织为主。最后,在口头交流之外,希望也可以互相提供书面的意见,这可以给研究生带来相当重要的训练。

写作互助小组的好处,我自己也有一些体会。首先,可以使学生有一定的同辈压力,大家要看到同辈的进度,抓紧读书形成自己的想法。在和导师的纵向学习之外,同辈之间的横向学习,对于学术评论的训练和写作意识的提高都很有益。同辈之间,大家都在摸索如何写好一篇文章,互相分享最近遇到的困难,而资历深经验丰富的导师往往不会回溯学生在写作时遇到的细碎具体的技术性问题,这往往需要同学之间相互指点来解决。此外,评论对象也可以不限于学位论文,其他的材料也可以作为小组材料,比如会议发表演练、投稿作品、求职材料等等。论文发表前,拿到同辈的意见是很重要的,求职前有更多的意见也是很实用的。

最后可以给大家推荐一本书,一些研究教育方面的朋友已经出版了关于这种方式的作品,如《Writing group for doctoral education and beyond》。谢谢大家。


张雪松老师

我就着赵兄的问题,就如何比较快地帮助学生写作学术评论入手来谈谈一条“歪路子”。

我发现现在学生不会写评论,但是特别会写致谢。致谢其实是圈子文化的一个表现。在致谢中,学生会把所有他觉得重要的老师,从师爷到师叔按资排辈地捋下来,即使对这篇硕士论文帮助最大的,其实是一个讲师或者副教授。说得不好听点,这就类似一种前人研究成果综述的模式。指导学生做评论,从文章入手,效果可能会不太理想,但是从作者入手或许会好一些。中国人传统讲“知人论世”,就是你要知道这个作者的背景,哪儿毕业的,师从谁,属于什么学派。知道作者的背景和套路就会明白他会怎么展开写作,他的书里面哪些章节是他拿手的部分,哪些是为了研究的完整性硬憋出来的。多看学术八卦,多看学术史,知道了作者的圈子以后,慢慢学生就明白脉络是什么,就不会像赵老师说的那样总说外行话。当然如果知道作者的脾气、秉性、学术背景,在评论时,就知道哪些意见可能会起作用哪些不能,也不会犯交浅言深的错误了。

其实我们人都不是生活在一个纯抽象的纯客观的学术环境,我觉得导师能够教学生慢慢进入学术研究的一个脉络中去,是比较重要的。当然这种方法有坏处,它的末流就会使人变得乡愿,不愿意做犀利的批判。我们现在为什么都重视新材料呢?因为有新材料就可以写新文章。其实没有新材料也可以写新文章,但是如果没有新材料的话,使用老材料就必须讨论前人的研究,投稿时遇到同行评议就会很麻烦。前人研究过的材料你之所以能写新文章,肯定就是你不同意前人写的东西,你要说不同意,那同行一评议,就很容易不过,但你要不提前人的研究成果,不批判、直接写作,人家就会觉得你没看前人成果,也很麻烦。评议现在有点变成一个形式化的操作,据统计,很有名的一个历史学期刊,一篇文章平均的脚注好像是128个,你要看他的注的是什么,有些是著作,有些是档案,有些是英文的、日文的,最好还有点欧洲文字的,各个类型的都有,但其实有些并不是很重要的,只是一个形式。但入流是很重要的,你要在一个环境下,首先要学会这些东西,慢慢再超越它。这些慢慢就变成一个不太好的东西。另外写论文也是这样,比如我们教研室有一位很著名的康德专家,学生一旦知道他要去参加答辩,这些学生里头写别的哲学家的人,马上把涉及康德的东西全部删掉,就怕老师提问题或者看出他是外行,这些其实就说明学术界慢慢变得有些畏手畏脚,大家不敢批评别人,也怕别人批评自己。最后就变成只能依据新材料来写东西,这个其实是有问题的。

当然这种方式好的地方就在你会比较容易进入到一个学术脉络中去。我再举简单的例子。大家都知道佛教讲“空”这个概念,“空”这个概念最早的研究就是什么都没有,虚无主义,然后自俄国的舍尔巴耶夫之后,一直到印度的穆迪开始,用康德的物自体来解释,就说“空”不是什么都没有,它应该是有一个什么东西,就类似康德的物自体一样,这就完全是范式的革命。然后最近几十年,大家又把这套东西抛弃了,开始用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学来讲,“空”就是对你不可说的东西不要言说。西方也是,比如去神学院做《圣经》研究,大家都以为要读《圣经》、读神学,其实不是,首先要大量读福柯,读过福柯之后才能做释经学的博士论文。这个就是说你首先要入流。做学术总结的话,一方面是要针对研究对象来做,另一方面,脉络也是很重要的,因为脉络就是研究方法上的研究路径,就是用一个什么方法来研究它,这是需要总结的。

其实学生可能一开始找不到一个路子来做,大家现在在数据库检索一下想研究的话题,就会发现非常多的文章,角度也都不同,如果没有一个圈子,其实就不太明白要按照哪一个脉络来进行研究。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贺知章的一首诗,“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一般人可能会从人生哲理、生老病死这些哲人的忧思来理解,因为我是文史哲实验班出身,我最早一篇文章就是写吴中四士。“乡音无改鬓毛衰”,我当时就想到会不会影响到写诗的韵律问题,因为当时文人的诗都是给歌女唱的嘛,吴地的歌女所谓“道字不正”,这可能就是另外的一个思路了,从音韵的角度。也可以从史学社会学的角度,比如贺知章八十岁退休了,为什么要离开长安回老家去,可能会联想到当时官员退休的相关制度,甚至长安的房价啊。又比如从宗教的角度,贺知章回乡后把宅子变成一个道观,出家修道,这也可以展开研究。同一个话题可能有很多展开研究的角度。学生首先要明白把研究对象当作一个什么东西来看待,是当作文学作品加以鉴赏,还是其他类型的材料来展开研究。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前阵子参加人大国学院学生的一个读书会,读宋怡明的《被统治的艺术》,这本书是写军户的,因为不了解背景,大部分学生会以为这本书是从明代军事制度、后勤的角度来理解。但实际上如果对宋怡明的脉络比较熟悉,就会知道他是研究宗族的。以前的宗族作为科大卫所说的“共产集团”,共同的财产能够构成一个宗族,但宋怡明这本书实际上是讲一个共同的义务其实也可以构成一个宗族——每个家必须出一个当兵的。如果不了解宋怡明的脉络,学生一上手确实很容易走偏。

我主要想谈的就是,从人的角度,从作者的角度来切入,知人论世,可能更方便学生把握如何写学术评论。当然学术评论确实很难,如何评论当代尤其是还在世的作者,对于青年学生来讲并非一件易事,但是从态度上来讲,我是赞同赵老师刚才引的那段话,对前人要有充分的尊重,态度谦卑,理解他的脉络。有一个同情的理解之后再做评论,也比较有助于自己的发展。理解脉络对于自己的发展也有利,首先要明白自己在哪一个学术脉络中来写学术评论。

山口智哉老师

先介绍一下我的教育背景,我是日本国立大学东洋史专业毕业,硕博都在大阪市立大学,然后来到台湾任教。

接下来我主要介绍我学生时代受到的教育。应该首先要和大家说明,日本大学硕博班可能跟其他地区不同。日本大学重视“演习”(Seminar),是少数学生在一个老师的指导下围绕课题进行讨论研究的形式。大学里基础的课程结束后,二、三年级,最晚三年级第一学期,学生会根据兴趣进入研究室,在此阶段一般都参加某一教授的演习,一般每周2~3小时,会后还有联谊。内容一般是史料轮读,老师会指导,也有二手文献的分析,包括书评和文章,还有自己的论文研究。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活动。第一是研究生的读书会(具体史料有《通鉴》《开元礼》,或者是法国年鉴学派,社会科学相关的内容)。第二是导师私人的读书会,比如我加入的叫宋代史谈话会,大家都是拿自己的文章作报告,一起讨论,这是比较私人的活动,所以感兴趣的人都能参加,只要老师借到场地,随时能进行。第三,有时候老师也会鼓励加入学术团体,比如唐代史研究会、宋代史研究会一类,学会会组织合宿、研讨会一类的活动,可以认识很多相关的研究者。第四,还有跨领域的研究生交流。很多不同学科的研究生集合在一起报告、讨论、评论。像上述四种交流会,这些学术活动结束后,通常还会有吃饭喝酒的活动,继续讨论。酒桌上往往会有更深入直接的讨论。

来到台湾之后感受到,日本教育的特征,是能够有足够长的时间来学习自己论文撰写所需要的知识和技术。从大学二年级之后开始参与某一个特定领域的演习,跟随老师学习,直到本科毕业,进入研究生阶段再加入研究所,能学到不少东西。而且,持续的演习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演习报告需要的基础知识,可以在师兄师姐与师弟师妹之间传递,需要查阅怎样的词典和工具书,报告准备的基础之类的东西,老师不需要从“一”开始教一年级的学生。一个研究室的知识可以向下传递,有这样的传统。而台湾没有这样的演习制度,所以往往老师需要从零开始教学生基本的知识。

日本的各阶段毕业论文字数要求,和大陆及台湾可能也有差异。(请见下图)而且,日本对硕士论文的定位是在本科毕业后继续学习论文写作的方法,如果硕论做得好,可以在期刊发表,但是一般来说,硕士论文不会被当作用以参考的文献。以上是日本教育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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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是关于学术评论。书评最重要的是研究史的把握,是否把该研究放在了正确的研究史脉络之中。书评要清楚地把握本书的问题意识和内容,定位要清楚。有老师曾说,“如果评论者对一本书觉得有很多问题,没有阅读的价值,就代表不需要撰写书评。如果评论者在书评中一直指出本书的问题,代表评论者只不过在做白工,读者也不需要阅读这篇书评。”做评论要认真选择书目,仔细讨论,不然反而会给自己书评的读者添麻烦。不要把书评写作当作作文比赛来写。关于学术史综述,也是要将个别论文放在研究史中,具体且建设性地提出既往研究阐明了哪些问题,提出了哪些论点,以及还有那些研究可供讨论?关于审稿意见,审稿者首先要了解投稿期刊的性质,是学术刊物,还是一般刊物或者学生刊物,是重视踏实的考证,还是新颖的观点?再对论文提出具有建设性的建议。如果论文作者对文章在研究史里的定位不足,审稿者也应当提出恰当的建议。

关于文评,日本的有些杂志上有关于一篇文章的评论,最典型的是《法制史研究》以及唯物史观流行时代(1950-1979左右)的《史学杂志》,每年的五月号通常是“回顾与展望”的专题,回顾上一年度发表的文章,重要的论点在哪里,或者存在哪些问题,重点还是问题意识,学者之间有没有清楚把握学者讨论的问题,因为当时《史学杂志》的“回顾与展望”以唯物史观的讨论为主,(焦点集中)所以每一篇可以讨论的比较深入。但是80年代之后日本史学界讨论范围的扩展,导致研究变得个别化、分散化了。每年的学术成果也大量增加,因此《史学杂志》只能介绍文章内容,很少就一篇文章深入评论。就法制史研究领域来说,问题意识是非常清楚的,而且每个世代之间学者的传承也比较顺利,所以《法制史研究》还会有很多文评的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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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论文的评议/与谈。日本的コメント(comment),与其说是像大陆、台湾的“评议”,更类似“与谈”。在日本的传统的学术研讨会上,一般重点会放在报告人的报告之上,相比之下给评议预留的时间很短甚至不设评议,如果想就报告内容进一步讨论,可以利用会后茶歇或者酒会的时间。如果在会上提出很严厉的批评,会被批评为没礼貌。当然最近日本的研讨会上也逐渐与国际接轨,评议的时间也多了起来。有些是做批评,有些是补充介绍。我认为评论者在评论时给读者介绍相关研究的综述还是很有益的。

作为学生如何练习作评论?作为老师又该如何训练学生写评论?我在台湾工作之后,发现日本没有专门的训练评论的课程,偶尔老师会要求学生透过演习或者其他专题课程,在结课时要求学生提交书评,有时候指导教授会要求学生以刊载为目的撰写书评,用意是培养学生的思考和写作能力。老师通常会强调不要一味批判,就自己学到的东西来展开写作。

台湾和日本的硕士课程也很不同,台湾的硕士生是进入研究所之后才决定自己的领域和论文题目,最早在硕士一年级,最晚要到三年级才决定题目。而且因为没有“演习”的制度和习惯,学生们研究兴趣变化也比较频繁,有时会浪费很多时间。

我在台北大学开设《当代史学与实践》的课程,是研一的必修课,课上我会邀请系里的老师或者校外的学者,各依专长与学生座谈,分享研究经验,或者在课堂之外,要求学生参加本系或者校外的史学讲论会,每位同学听完后提交“听讲心得”,另外要求同学们参加校内外的学术研讨会,并准备研讨会纪要,在期末报告。为了让学生对学术史有把握,每学期在期中,要求学生针对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先做参考文献书目,根据此书目写研究回顾并做报告,第二学期再对自己研究未来的方向在课堂上进行讨论。

大学里面临一种竞争,赶成果赶报告的压力很大。让我想到日本的一个企业家提到的两种竞争,一种是好的竞争,另一种是坏的竞争。公司内维持激烈的竞争其实并不利于公司发展,比如日本所谓的“高度经济成长”,在人事培养方面重视恰当的环境和待遇、成熟有经验的前辈指导以及长期的视野。每个文化、每所学校在自己的体制下,一定也有自己的发展阶段,或许培养学生的方式,也要有所适应和发展。时代不断发展,培养的方法也要随之不断改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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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庆延老师

首先非常感谢赵晶老师和与会的同仁,抱着学习的态度来,谈不上太多分享,主要是讲自己在学习和指导学生的过程中的几个体会。

今天讲如何训练学生做学术评论,我从本科以来一直做相同主题,也就是关于中国近代革命的研究,但是不同时间段受到训练的不同,我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想法都有变化。

北大历史系的王奇生老师曾开玩笑:你批评我的文章的问题,我都知道,你自己写试试看(笑)。当然这是很好的朋友之间互相调侃的玩笑话,但这话说得很实在,也很接地气。如果有足够的自我认知,每个学者写文章的时候可能都知道自己的问题所在,无论在求学阶段,还是现在指导研究生的时候,从我个人来说,我没有把对一个既有文献特别是经典文献的批评放在学术评论的首要位置。我这个说法可能特别古板,今天的学术环境特别强调创新,强调要有新观点,我自己指导研究生的时候经常说,你们不要急着有什么新观点,因为在你有新观点之前,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你所研究的东西,在学术界不管哪个学科,已经研究到什么程度了,你是否了解了关于这个话题研究的那些传统,他们在讲什么。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再来讨论你的新观点是否成立。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唯一主题。

说到史学和社会学的差别,史学界的朋友可能觉得社会学更偏理论,特别是要有理论回应,但是我觉得无论社会学还是史学,在研究中都会遇到共同的问题。史学研究需要史料,而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是社会对象或者说经验。随着社会史、情感史、口述史等各种各样的视角被纳入到史学研究的范畴,史料变得越来越多,几乎是无限的。其实社会学也是一样,在社会学研究里有着无数的社会经验现象。每当有学生跟我说要研究一个现象的时候,我会说,你只讲了你的研究对象,你的研究问题到底是什么呢?以社会学经常会研究的中国的农民工为例,农民工只是一个现象,对这样一个对象可以提很多问题,比如研究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通过农民工去研究教育公平、社区治理的问题,通过农民工的用工去研究非城市户籍的人在城市就业遇到的种种制度等等。同样,对于一个史料,可能也会有很多问题。我们要追问,围绕一个历史材料或者一个经验现象,要提的问题是什么?这就是问题意识。

拿我自己所受的训练和体会来举例。我独立发表的第一篇比较完整的文章,就是我读博期间写的博士论文的文献综述,我一直关注近代社会革命,本硕博都在做关于土地革命的研究。在我研究之前,我的博士导师,也就是清华大学的郭于华老师和我说,做这个题目要很谨慎,因为关于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无论是国内的历史学界、经济学界、政治学界、社会学界还是海外的各领域,都做过非常多的研究,你做的这个研究在学术史上是什么位置?由此我做了我认为到今天都对我有很大帮助的工作。我先考虑的是,围绕这个问题,有哪些基本的研究传统,而不是看有哪些文献。什么叫基本的研究传统呢,就是所谓的问题意识。经过梳理我发现,美国的中国研究领域围绕土地革命的研究,从史华慈到魏特夫,再到后来的魏斐德,以及后面的一系列研究者,他们是一个脉络。但是他们每一代学者关心的问题并不一样。史华慈和魏特夫在冷战思维下,他们极少讨论土地革命的问题,因为他们更为关心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到底是不是具有按照西方意识形态所理解的极权主义的性质。围绕这个问题史华慈做了大量的研究,得出了否定的结论。它是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这是史华慈研究的基本观点。在第二代学者魏斐德那里,就把研究更推进了一步,七十年到以后的研究者已经不再关心意识形态之争,他们关心的是中国共产党到底靠什么完成了如此大规模的社会革命。他们发现是通过土地革命分土地的社会动员来完成。所以在第二代学者那里,土地革命才成了美国中国研究领域里特别重要的一部分。他们研究土地革命关心的视角是其何以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成功元素。到了第三代学者,他们更多讨论更为细节性的问题,随着更多新的地方史材料的出现,他们更多地讨论在一个具体地方进行土地革命的分田政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老百姓参加革命。更进一步地,随着更多社会科学的引入,在这样的问题之下,又细分成了更为具体的经验问题,比方说引入了福柯治理技术、权力技术等研究问题,以及90年代非常盛行的口述史的研究。他们讨论的问题其实也不是口述史,而是希望能够看到在土地革命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依靠什么样的组织技术、组织制度,完成了这样一场复杂的社会结构颠转。在做学术评论的时候,我一个特别重要的体会是,你先要搞清楚围绕这个研究领域有哪些基本的问题传统。这些大的问题其实是一以贯之的。比方说史学界讨论土地革命的问题我其实是比较了解的,我知道他们讨论的问题核心是什么,他们的问题意识和社会学的问题意识并不一样,史学界讨论的问题意识其实和美国中国研究讨论的问题意识也不一样,每一个问题传统都有它自身慢慢积累所形成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学生去讨论自己的研究的时候,实际上是要不断地去想,我究竟是在和哪一个理论传统对话,我在何种程度上和他们不一样。比方说我用的史料不一样,我做的田野的地方不一样,我看到的东西不一样,除此之外还有,你提的问题是不是和他们一样。就拿我自己来说,到我自己做我的博士论文的时候,理清了这些问题后才发现,有一个从来没有被讨论过的,就是当时的这些土地政策所执行的阶级成分划分的标准是如何制定并实施的。这是一个经验问题。但我的问题传统仍然在于如何完成这样的社会革命。这是两个层次的问题。要明白所研究的现象背后的问题与哪一种问题传统有延续、有传承、有对话,再考虑是否有分歧、有修正。在此基础上,再思考自己的经验材料或者历史材料和问题意识能不能对接,或者说材料能不能支撑。我常和学生说,做学术评论,要知道一个传统一以贯之的脉络。比方说华南学派这样一个学术共同体,他们的研究就深受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虽然课题差别很大,但问题意识有非常相似的基本面。比方说年鉴学派的第一代和第二代更关心长时段的社会变化,华南学派看上去关注的是地方的宗族或者民间信仰,法律实践、司法审判等等,包括地方的圩镇和市集。但背后的问题意识依然是从明清以来到今天,无论是社会结构还是政治制度似乎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一系列的事件发生,但是背后这个社会的结构性要素是如何变的。只不过它们和法国年鉴学派考察地中海时代这一具体的问题对象时所发掘的影响社会变化的结构性要素并不完全一致,但他们都在寻找这种结构性要素,这就是问题意识。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关于学生阅读的训练,我自己的习惯,指导研究生包括本科生论文,我会尽可能和学生讨论,首先是要求学生用学到的知识,围绕研究的问题和现象寻找既有的文献,先列自己的书单,再来和我列的书单比对。我会听学生讲他是如何找的相关文献,再讲我是怎么找的。进而给学生讲对他研究问题的这些文献我是怎么考虑的。因为学生总要有一个独立组织研究的过程,老师不可能一辈子做拐棍,所以希望训练学生自己寻找、梳理问题传统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形成学生关于某一个领域或议题的属于自己的知识地图。我觉得这是对研究生做学术训练的最关键的一步。当然问题传统不能指望学生自己就能梳理得很清楚,这需要老师和学生之间不断围绕同样的问题展开对话讨论。和学生讲自己是怎么思考问题的,而不是灌输观点。这也是我自己在硕博阶段受到的学术训练。学生也会有老师想不到的东西,这恰恰是教学相长的过程。

第三点,我知道很多大学有研讨会制度,每周我也会带着学生读书,每周一次,其中单周是围绕经典文本一点一点细读,双周是学生汇报自己论文进展,其中重要的是学生这周读了哪些理论著作或者材料,围绕这些对自己的研究有哪些新的认识,一起讨论,再看学生的既有知识体验有哪些没有关注到的知识传统。

只有在这些之后,我认为学生才能做学术评论。因为批评别人之前要知道别人究竟在说什么。可以有新观点,但要确定地知道自己的观点是否在既有传统中被讨论过,通过什么视角被讨论过,在此基础上,再讲你的研究和前人的研究有何关系。这个关系不一定是颠覆性的,也不一定是纯粹标新立异的观点,可以是传承深化,可以是深入拓展。这是我希望坚持的方式,仅供大家批评。


韩策老师

学术评论这个话题触及研究生须臾不能离的学术敏感度和基本技能。现在北大历史系设置了论文写作的课程,对本科生是必修,研究生以前是选修,但现在研究生院要求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等一些专业必须设置研究生论文写作的必修课课程,其中自然很大一部分就是训练学生写作学术评论。古代史方向荣新江老师的精品课“学术训练与学术规范”就有专门的学术评论方面的内容。这样重要的话题,道理前人已经基本讲透,关键在于每个人如何体悟操作。我一直和老师同学讨论,在训练研究生的同时也做自我训练,所以我想结合自己所受到的教育和训练,简单谈一下感想。

首先是本科时在法大受到的训练。当时除了在课堂上接受法学的训练之外,还有很大一块是在法律评论社读书会中受到的训练。法评以前是龙卫球老师和王涌老师等很多老师在指导,现在是法学院的张力老师在直接地指导。在社团里定期举办读书会,能得到很好的训练。还有就是拜读赵晶老师已刊发的一些书评和评论来学习。到了北大历史系读研之后,一开始导师不太提倡写书评,主要是觉得研究生一时还写不了评论。他说如果真是本好书,还轮不到你来评,如果书不好,就不值得评。不过他现在也改变了观点,在有限地鼓励学生写作书评。

我觉得这方面罗志田老师的“中国现代史”必修课上的训练很好。罗老师说书评要求要严一些,所以退而求其次讲读书报告,在课堂讲了很多学术评论写作的要求。他常讲史无定法,这当然是说写文章写书,但训练学生还要有经过反复验证过的比较好的章法。我记得他的课一般是先讲几次导论,然后选课同学每人要选经他同意的书,一般是某个主题的代表作,比如说关于晚清新政,或者司法改革部院之争之类的著作,或者是《历史研究》或《近代史研究》某个主题近二十年的所有论文。以此为主题来做报告。报告过程中老师同学都会提很多问题,反复辩论,有的同学当场就被问哭了。这个过程还是一个很不错的训练。罗老师对读书报告的要求,首先最基本就是清楚概述所评作品的内容和观点,把作品放到既存的学术脉络中来考察,尽可能展示其在学术脉络中的地位。第二要努力发现作者究竟想要做什么,对作品要不仅仅了解其所提供的知识,更重要的要发掘出作品没有明确讲出来的学术架构,反映作者对这一领域的基本观念,从大架构中看出作者接近当时史学取向的哪一类。这类似张雪松老师刚刚讲的知人论世、知世论人。第三,要看作者到底用了什么资料,是否用了较多的新资料,或者被他人忽视的旧资料。第四,作者怎样安排他掌握的资料,来论证他的问题、想法和见解,这些材料是否能支撑他的见解和结论,以及他的文字表述是否能达其意。第五,作者的研究针对和回应了领域内哪些学术的基本问题,有没有回避和遗漏应该处理的面向,体现了怎样的问题脉络?第六,是否以及怎样利用、修正和发展了既有的研究成果,是否基本解决了他要讨论的问题?还是部分解决了?是否提出了值得研究的问题。这六个方面应该一个不漏地体现在报告中。当然侧重可以不同。这些要求对近现代史研究生的训练还是很切合实际的。

此外还有几点,一个是逻辑训练,非黑即白、对立统一、一分为二等思维还是在潜移默化地影响大家的逻辑,特别鼓励大家注意自己的逻辑,多看社科的好书。第二是修辞,如何简练而有力量。除了读书报告和论文的导论部分以外,在写信时也要有这样的修辞要求。这其中包含了学术评论的内容。坦白说,现在学生写邮件往往想到哪写到哪,很啰嗦,要清楚简洁注意修辞。第三,评论要温和还是严厉?评论不要太露锋芒,抓住别人的错误不放,这对所评论的作者而言不太公平,更主要的是会影响评论者自己的提高,认识不到别人的优点长处。但对于过于温和的评论,也要尽量鼓励提出批评。

以上是对书和论文的评论,除此之外,还有针对史料的训练。对于浩如烟海的材料,如果不得要领,一开始往往一头雾水,令人生畏。我现在开设的“近代文献研读”课程,就从档案、日记、书信、年谱、笔记等分类中把每类材料大体的目录、文献特征、价值、局限以及利用时需要注意的问题弄清楚。像档案日记就要进行原件和复印件、收集的辨识的训练。在这个过程中在准备几个题目分享给同学们,其实是想训练同学们收集、利用、批判史料的基本能力。最后的作业也包含史料的解读和学术评论的内容。此外,我有时也和学生分享自己写作和发表学术评论的过程和想法,也作为训练或者说交流。这是我的一些经验。

尤陈俊老师

我就结合自己与与谈各位老师在教育经历上的不同,讲一下法学和历史学两学科在学术评论上的不同。

法学本质上注重论辩,但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似乎存在问题。法学论文往往自说自话,对于某个论题和法律现象,不关注以往学者的既有论述。这样一个老问题在慢慢影响现在的青年学者。相比历史学科,法学学科发文速度更快,发文速度越来越快带来风气的变化,就很少有时间梳理以往的研究,法学学科本来应当强调论辩,但现在看来,事实上论辩的特色变得不明显了。这并不是法学学科本身的问题,而是研究者的风气变化了。而历史学更注重复原,老一辈的研究者基本上强调引用原始资料,很少引用同行的研究,传统的历史学文章论辩性弱,但是现在一代的学者在这方面越来越强,这是改观。但是选择对谁对话,是另一个重要的问题,选择对话的对象要重研究成果而非辈分资历。在这方面,历史学在对话对象的选择方面顾虑比法学更多。或许因为历史学作为传统学科强调温良恭俭让,而法学的攻击性更强。

此外,不少法学刊物中的“评论”栏目,未必是我们说的书评一类的评论,而是按照美国LawReview刊物的版面设计,有Article、Comment与Review这样的区分。所以国内的许多学者其实并不清楚这几种不同文体的区别。因此,即使在法学刊物中有评论栏目,往往也不是我们所说的书评,而是对法条、法律现象所做的评论。起码在法学刊物中的书评数量是比较少的。定期刊登书评的法学核心期刊也越来越少,这样的现象导致学者撰写书评的动力不强,热情不高,这是当今法学界所面临的一个现象。真正意义上的书评在法学界是越来越稀缺的资源。这与历史学界的现象是很不同的。

对于如何训练学生的评论写作能力,主要注重训练学生形成鉴别力,不仅要看到什么是好的,也要看到好的东西里面也有不好的地方,就像武术中的破绽。要要求学生面对一篇文章或者一本书,先说出好处是什么,再说出不足的地方。一些聪明的学生往往会走极端,上来就直奔不足大谈特谈,也有学生看不出被评论作品的不足。因此这种训练还是很重要的,对哪怕再出色的作品也要形成中立客观的评价。以瞿同祖先生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为例,要真的理解此书的贡献,可能需要注意到优点之外的弱点。如果看到英文世界的书评,会发现和中文世界不大一样。在60年代对此书的书评中,既有称赞,也有指出方法论上弱点的批评。后来者要理解这一传统,优点缺点两方面是要同时看待的。又比如我参加过的黄宗智教授的学术训练班,黄教授对学生的训练是有明确的要求的,会指定学生阅读某书,要求学生先指出该书的优点,再讲不足。不允许一上来就讲不足之处。先看到优点,再深刻认识到不足,讲不足之处必须言之有据,对以往研究是否有清楚的掌握、是否全面客观,是反映评论者学术训练状况的重要指标。做评论时最好有一个视角的转化,考虑被评论者看到评论文章是否能够认可,认为评论得客观中立。前辈学者常做绵里藏针的评论,威力巨大但不得罪人。这是现在比较少有的。

第二点,硕士阶段学术评论应该注重文评而非书评,因为书的框架比较大,学生往往无从下手,而文章篇幅短,学生读得快,也更容易看出架构,这样的学术训练可能是基础性的,一上来就评价大部头著作,学生不易入手,也会挫伤学生积极性。

第三点,学生阶段做学术评论和做发表不是一回事。平时的评论未必奔着发表的目标来做,写作本身就可以帮助思考,可以作为自我训练的方式,但并非所有写作都适合发表。不要害怕表达幼稚而不写作,有些写作在整个学术训练和思想成长过程中只是一个环节,这些文章只是在抽屉里占一个位置,对学界可能没有什么帮助。

最后一个想法,无论做什么学科,学术抬杠是必要的,只有通过论辩才能鉴别传统,但是这种抬杠要有品味,训练学生做有学术品位的杠精。

苏辉老师

感谢赵老师给我机会,在既有历史学又有法学学者的综合性平台,有学习交流的机会。我是一个专职编辑,所以就先从编辑的角度,讲一下自己对学术评论这一块的期许,算是我心中所想的理想状态。我是在《中国史研究动态》任职,《动态》的风格就是以综述为主,自79年创刊以来就是特色,有年度综述,有专题综述,现在又有批评与反思、书评,这些都是和学术评论有关系的栏目,这些栏目虽然都和评论有关,但又各有侧重,年度、专题综述以综述为主,评论为辅。现在我们把加强评论性作为评审稿件的标准,以往排列式的综述现在应该没有发表机会了,我们现在和作者交流的过程中,首先要求有评议性的内容,这与我们学术资讯的发达是有关系的,我们现在不再需要从你的综述中看到这些消息,更希望看到具有评论性的文章。

第二个栏目是“批评与反思”,设立这个栏目是因为国内一些因素会导致批评达不到学术的效果,反而会起到一些非学术的影响,就像赵晶老师刚说的,会影响到别人评职称,一些非学术的影响。我们对批评与反思栏目的定位,是希望评议的是一个学科,一个学术群体,一个学术思潮或者一个学术方法,而不是针对个人,所以这个栏目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对社会史研究的专门批评与反思,到今天为止,这个栏目虽然不是常设,但是一年大概可以有四篇稿件的容量。

第三个是刚刚说到的书评,书评和专题、年度的综述又不一样,因为对象是一本书,一本书直接针对的是作者,我个人而言对动态的书评不太满意,受到太多约束,无法完成真正的意见表达。今天的动态书评仍然以两页作为篇幅限制,(书评栏目)更像大的书讯,对书的内容和特点进行介绍,最后会有一段瑕不掩瑜之类的挑刺部分。这样一种书评形式,我们一直想改,但是一直很踌躇,不知道最后是否能达到反映作品学术史地位的评论。希望能做这么一个推进吧。

赵老师提到的反批评的发表,我们刊物是不发表反批评的评论的,如果我们发表了一篇文章是对某一类专题或者研究方法、研究思潮的批评,可能就不会发表完全对立面的一种评论。为什么这么考虑呢?主要还是基于一种制度上的预防,如果预留下反批评的口子的话,必然会有利用这种缺漏来进行发表的贻害,如果批评的双方商量好进行互相批评,相当于都有一篇发表机会,我们不希望留这样一个口子,我们不发表批评意见并不是要压制一方意见,被批评一方发表反批评意见完全可以选择其他刊物发表,所以综合考虑,仍然不同时发表反批评意见。这是出于我们刊物的运作来做的介绍性的内容,主要就是给同学们提一个醒。每个刊物都有自己的风格特点,也有它运作的一套规则,这些规则规范,希望同学们能多做细致的了解,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看纸质的刊物,千万不要只从中国期刊网上的数据库来下载文章,从期刊数据库了解的信息一定是不完整的,在投稿的过程中,会浪费大量的时间。

一个学术评论,应该包含哪些方面。我就从三点来说——学术评论的矛和盾,学和思,正和反。

学术评论,按我的理解,应该是一支矛,在对一面盾,进行攻受的转化,所以,学者在评论时,首先要磨利自己的矛,没有锋利的矛,一定攻不破对方的盾,在进行学术评论的同时,进攻者也要换位思考,如果我是对方,应该如何守住自己的学术营盘?要构建起自己的学术逻辑,用通俗的话说,就是要自圆其说。所以,矛和盾最后也是要相互转换的,学术批评也要想到对方的反批评。决不是说矛一味地往前伸,一个好的学术评论者,应该既会使矛,也会造盾。

学和思。其实也是从第一点稍微做一点引申,如果你对对方所提出的问题或者讨论的专题,你没有一个系统的学术史的了解,那你所评论的一定只能泛泛而谈,非常准确地点出对方在学术史上的地位,甚至点出它的架构有多大,这都是学术批评所希望达到的非常重要的度。同样地,只是学术上的批评是不够的,还需要有一种理论上的提升,最后上升到从更高一点的理论层次来反思,能不能让这个问题的讨论最后上升到一个带有广泛性意义的思考,这是我希望学术批评应该达到的另一个方面。

第三点,正和反,学术批评不光是挑错,因为评和论,既包括正面也包括反面,有时候正面的评论如果能恰如其分地显示出优点,那一点也不弱于对缺点的提示。就像《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季札到鲁国,想观周乐,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这么一个故事。他从《周南》《召南》开始,一直评到《陈》,这是《国风》的评论内容,然后自《郐》以下,无讥焉,最后对《雅》和《颂》,他也都做了非常正能量的评论。我们举这个例子,是想要说明,季札他观周乐,对每一个乐曲,他所想点评的都点评到了,而且看不出太多负面的评价,但是后人对他对礼乐制度的领悟都是非常佩服的,因为他点的很到位。同样,在学术评论中,也是这么一个道理,如果你能把对方的优点恰如其分地展现出来,而且非常到位,也能体现你的敏锐和深厚的学术功底。

顺便告诉同学们一个技巧,一篇评论是不是要把所有的成果都提到?不是的。如果这篇文章或者已有的一部分研究,它没有达到学术上的评判标准,最好而且最妥当的一个方式就是把它筛掉不提,就像刚才我举的例子里面,吴季札,自《郐》以下,无讥焉。有很多刚刚进入学术界的同学会觉得如果不提,对方会觉得受到冒犯,但是如果你提了,可能对自己而言,对批评者而言,是一种自降身价,就像论语里说,“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如果不需要提的,你给提了,那说明是你自己的失误,你该提的没提,也是一个失误,这也是在评论中必须注意的一个点。哪些是必须要提的,哪些是不必要提的,这与你批评的对象的学术资历和学术地位没有关系,学术本来就是天下公器,虽然我们可能做不到纯粹的学术氛围,但是希望最大程度保留学术的真。

梅凌寒老师

今天我主要是要和大家分享我对于学术评论的一些经验,主要是针对法国、欧洲和美国的一些汉学和东方学学刊,和一些法学方面的学刊,综合一下西方学术评论的风格。

首先一般可以通过两种渠道发表学术评论,第一是个人主动联系编辑提出希望发表对某一本书的学术评论文章,第二是编辑者主动联系学者,邀请对方写一篇学术评论文章。但不管通过怎样的渠道,我建议只对自己有兴趣的书写评论,要尽量避免太苛刻的学术评论。

第一个原因是或许自己不够客观,也无法公平判断作者对某一个领域的贡献;第二个原因是,这么做反而会扩大一本书的影响,如果一本书实在写得不是很专业,最好就是不要给他任何回应。但是该情况是在没有根本学术分歧的前提下。如果作者是有影响的学者,并且所写的书有一些根本问题的分歧,才有讨论的必要。但是要好好选择合适的讨论的平台,并不是所有的学刊都适合作为讨论的平台。这一点和我下一步想讨论的内容也有一定的关系。

学刊一般都会限制学术评论的字数,美国杂志一般用的标准,以词数来说,控制在一千以内,等于一篇长篇论文的五分之一,当然有例外,各学刊对学术评论也有不同的政策,有的很看重,有的相对不是很看重,有的发表很多,有的根据其他文章的长短来决定会发表多少。对长度要求也不一致,但是一般不会对内容提出任何的要求,编辑工作也没有像发表文章那么繁琐。有些学刊会给一篇学术评论几十页的空间,但是该情况算是少数,一般编辑者觉得一本书值得深入的讨论,会主动找有权威的学者深入评论该书。

现在我要介绍有关一般学术评论的内容,就是长篇论文之外的学术评论。我觉得我们可以从读者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作为读者我们为什么要看学术评论?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大约有三种可能。第一个,如果一本书不属于自己的专业领域,但希望了解它的学术价值,那就会首先看些学术评论;第二,如果在研究当中遇到一本书,想了解其大概内容,以便决定有没有必要仔细阅读;第三,想知道同行对一本书的看法。怎样应对这三个方面的问题?这就需要围绕学术评论的必要内容,首先要总结书的主要观点和内容,这可以满足前两种可能,可以按照书的章节顺序描述,但也不要太死板,随处可以加入个人的想法和注解,第二,要提示该书对某一个领域的贡献,有什么开创性,与其他相关书有什么不同的想法或方法,有没有提供新的概念,这样也要努力应对一个问题,描述一本书的学术价值。第三,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对需要评论的书针对的课题有什么想法,怎样评价作者的论点,如果研究生问我怎么写学术评论,我就会提出以上这些建议。但是事实上从来没人问过我这个问题,我当初第一次写学术评论,也没有问过任何前辈。具体怎么训练研究生,我想用一个例子来讨论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与高等机构的日常教育是不可分开的。这个例子要从我在美国的经验来说,我去年在耶鲁大学法学院进修了一年,基本每一节课前都要做大量准备工作,阅读大量的文章,准备和老师同学进行讨论,这就是对学术评论写作的一种有价值的简介训练方式。

黄菲老师

我主要说两个问题,一开始先讲讲理想。理想的学术评论该是什么样子。书评和审查意见,主要就是品鉴的问题,关键在形成一种读书的品味和眼光,这让我想起杨联陞说自己是学术守门人或者学术警察,我想这可能是最理想的写书评的境界,当时很多人说他花了很多时间写书评,没有把更多精力放在自己的研究上,但是他的书评一出,大家无不信服其严谨的学术标准。学术史综述,要追本溯源,钩稽流变,会议论文评议,则要设身处地,另辟蹊径。刚刚几位老师已经谈过很多,这里就不赘述。

接下来就谈谈现实,来说一下作为学生应该如何训练做评论。我感觉最重要的就是多读书,多围观。形成一个书评或者形成一种眼光和鉴别能力,最终能够达到一个能够作为学术守门人的能力,还是要从读书开始,书读得不够多,可能还是一个训练效果不佳的关键原因。我在中大历史系的时候,有很多读书会,下午茶的活动,这样一些非正式的场合,比较能够畅所欲言,反而能够激发更多的讨论。因为老师群体很多,学生作为吃瓜群众看老师吵来吵去,也是一种围观,一种思想激变的过程,对学生而言也是一种言传身教。多读书之后,在自己知识积累的过程中要多批注、多做笔记,形成自己的数据库。

对于老师而言该如何训练学生?我就简单介绍一下我在德国讲授的课程。

首先在德国这边比较重要的是Seminar讨论课,这是学生提高学术眼界和将来可以做好一个评论的过程,通常我会选一系列书单,每周由一位学生带读,学生需要准备以下的内容:第一要准备读这本书,要报告出本书的主要问题意识;第二是学术史定位,第三主要观点,第四主要一手材料和二手文献,第五是本书的启发和反思,可以是批判性的也可以是建设性的,第六要拣选出一段精彩论述,在课堂上供大家讨论,第七要最后提出三个可供进一步讨论的问题。通过这种训练,可以把学生带入既定学术成果的讨论和反思,最后我会组织一个paper conference,要学生在学期中就形成他的学术论文的主要题目,找到关于他题目主要的二手文献在哪里。在最后一节课,所有学生都要报告自己想要研究一个什么样的问题,二手文献有哪些,有哪些一手材料,这时学生还没有开始写论文,这是写论文之前的准备情况,所有其他学生也可以质疑或者挑战或者帮助,学生之间会形成互动,通过这样的方法,不会让学生自己在家里写论文,学生在这样的过程中,最后的结果也比较容易能把握。

还有一种叫Übung也就是国内很多读书班做的活动,细读一手材料,逐字逐句翻译讨论。到研究生阶段,还有一个相当于国内开题报告的课程,在开题报告之前,学生可以在报告课上讨论自己的题目,老师也可以参加,报告一些自己的课题。最后一个是博士答辩。德国图宾根这里的博士答辩&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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