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教师专访】孙帅：我与哲学的因缘

点击数：4227 更新时间：2018-04-28 13:11:00

孙帅，1982年生，安徽太和人。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讲师、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研究员。本科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系，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剑桥大学三一学院联合培养博士生。主要研究领域为基督教哲学、宗教学理论、西方哲学，著有《自然与团契：奥古斯丁婚姻家庭学说研究》，在《哲学门》、《社会学研究》、《道风》、《现代哲学》等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

记者：您当初是出于怎样的因缘际会选择了哲学？

孙帅老师：当初读哲学对我来说纯粹是因缘，没有选择。2002年高考，我填志愿时根本就没报哲学，最后之所以进复旦哲学系，完全是由于分数没达到所报专业的录取线而服从调剂的结果。考上复旦自然很开心，可我做梦也没想到有朝一日会走进哲学这个完全陌生的学科。我们当年大部分同学，尤其农村出来的，都极其依赖应试机制，中学时代几乎无暇接触任何课外知识，更别说哲学了。学法律可以做律师，学经济可以去公司，但我那时尚不知道青年人研究这种抽象难懂的理论意义何在？

记者：我们看到您当时的专业是宗教学，父母对此有没有意见？

孙帅老师：意见肯定有。宗教学属于哲学大类下面的一个二级学科，当时很不受待见。我是复旦哲学系第二届宗教班的学生，第一届的师兄师姐尚未毕业，大家对这个专业的前景都还没有把握。而且，由于受儒家文化、“无神论”等因素影响，如今仍然有人将宗教跟迷信和愚昧并为一谈。尴尬的是，皖北家乡的人还一度怀疑我将来是否会出家当牧师做和尚，是否不再结婚生子。其实，宗教学是一门研究诸宗教与文明的现代科学，它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神学，更不等于信仰，不管是什么样的信仰。

记者：既然不喜欢，您后来为什么选择继续留在哲学系呢？

孙帅老师：这是几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初到哲学系那会儿，我心里面还是相当困惑和抗拒的，没有方向感，摸不清大学生活的重心，不少新生都有类似的迷茫期。所以，我很快便动了转到中文系的念头，还试图申请系里的项目去香港读工商管理，只是这些诱惑最终都没能改变我被动选择哲学的事实。当然，我很应该为此感到庆幸，因为，一方面，后来我弟弟从中文转到哲学的经历表明哲学本身不乏吸引力，另一方面，我从转到香港读工商管理的同学身上看到，那其实并不是我真正想要的生活。这样折腾一阵子之后，自己的心态也在悄悄发生变化，既来之则安之，与其整日焦躁不安，不如坐下来好好读两本书。

老师们的感召是促使我定下心来读书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复旦四年时间里，张汝伦老师、王德峰老师、王雷泉老师以及许多像他们一样的复旦学者对我有相当大的影响，我和几位朋友曾经追着听了他们很多课程和讲座。我觉得比较关键的一点是，他们做哲学的方式不同于今天日益精细化的专业研究，他们身上透露出的那种充满激情的思想气质，能让本科生强烈感受到哲学与家国天下、时代精神，与我们每一个个体的人格，以及现代人的生存处境密切相关。你可以不学哲学，但人生中总会遭遇哲学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正是哲学不息的生命力所在。毕竟，作为最切己的根本之学，哲学的智慧不在于探究远在天边的事情，而在于关心和追问人之为人的头等大事，不读哲学便没有足够强的力量深入思考这些永恒的问题。总之，在哲学兴趣和志向的培养方面，我特别感激复旦哲学系众多师长的感召，哲学在他们身上呈现出的样子让我相信，无论什么时候，一个有志于学的读书人总要有些情怀，有所担当。

另外，我后来之所以笃定决心留在哲学系，离不开对读书这件事本身的喜爱。乐趣首先来自哲学这门学科对理智的挑战。可想而知，像《理想国》、《纯粹理性批判》、《存在与时间》这样的著作，不是随便翻翻就能读得懂的，读不懂自然觉得乏味，而一旦体会出哪怕一点意思来，也会感到莫大的快乐。当然，思想才是读书最有意思的地方。不管怎么说，哲学阅读是一种相当高级的精神生活，这种精神生活的实质在于通过艰辛的努力把握作者传达给我们的思想，在于与历史上的哲学家一起思考，一起想那些永恒的问题，让思想的历史在你这里变成活生生的现在。心灵由此获得的愉悦可以说是阅读所能给予我们的最高奖赏，这足以表明哲学是一种值得选择的、有无限乐趣的生活。但不认为是简单地把哲学当生活，而是要让它培育我们的心性，打开思考问题的视野，成为推动我们更好地生活的、实实在在的力量。

记者：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您本科读的书吗？

孙帅老师：我本科读书很杂也很随意，四年间读过的书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包括哲学和宗教学在内的思想著作，一类是各种文学著作。在专业阅读方面，对我影响相对较大的是以所谓“存在主义”为代表的现代哲学，尤其是海德格尔现象学，以及与存在主义关系密切的各种艺术哲学和美学。这部分思想比较容易直接触动中国人的心灵，因为我们本身就生活在现代哲学的处境中，当下这个极速变化以至令人眩晕的时代使我们对现代人命运的感受，很多时候比西方人还要切身、强烈和痛苦。

此外，本科期间我还颇受俄罗斯哲学影响，当时国内学者译介了一大批现代俄罗斯思想家的著作，比如别尔嘉耶夫、索洛维约夫、舍斯托夫，等等。这些哲学家对现代性困境和西方哲学危机有敏锐而深刻的诊断，而且他们的哲学特点鲜明，既广泛吸纳了东正教和神秘主义传统，又具有强烈的民族性、个体性和情感性。俄罗斯思想是我们理解西方传统和基督教文明不可或缺的资源，只可惜从事该领域研究的学者一直都不太多。

文学作品在我本科的阅读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现在看来不得不承认自己那时基本就是个“文学青年”。四年间，我花了大量时间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卡夫卡、雨果、普鲁斯特、歌德、莎士比亚、里尔克、惠特曼等现代文学家的作品。对文学的兴趣后来一直没变过，始终有想读更多作品的热情，还不时有把这些文学名著重读一遍的冲动，只是毕业后时间基本全被工作占据，再也没有做学生时的闲暇了。

平时我们朋友之间聊天，经常会感慨如今喜欢读文学的本科生不多了，这也许真的是一种代沟。其实，相比60、70后的读书人，文学热情在我们80后身上已经下降不少，没想到在你们身上都不容易看到了。不是说每个人都要成为文学青年，而是说文学阅读代表了一种非常重要的精神状态。当你带着素朴的心态面对小说、诗歌这样的艺术作品，不仅能从中得到情感的陶冶，而且能将作家笔下的文学问题跟哲学家处理的思想问题，以及我们个体的生存状况联系在一起。文学可以是虚构的，却能和哲学一样对人性与社会有非常深的洞察。《存在与时间》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人是如何存在的，从《审判》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卡夫卡对现代人命运的深刻揭示。这种感性的作品形式对我们的冲击往往要更直接强烈，比如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就可以让完全不懂神哲学的人，直观地感受到基督教给个体带来的绝境般的考验。

记者：您对基督教的兴趣是怎样产生的呢？

孙帅老师：对基督教哲学的真正兴趣是到北大哲学系读硕士时才产生的。一开始，出于对俄罗斯思想的兴趣，我打算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学习，因此后来毫不犹豫选了对此有精深研究的徐凤林老师做硕导。不过，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之后，我感到先要对西方思想有比较深的了解，然后才可能做好俄罗斯哲学，因为不仅它们并非彼此独立的系统，二者之间存在方方面面的关联，而且现代俄罗斯思想的一个基本主题就是对西方哲学的批判。所以，在征得徐老师同意后，我后来学习的重心逐渐由东转向西，而既然身在宗教学教研室，基督教哲学自然就成了我的主要研究方向，后来到张志刚老师门下读博也没有再调整。

记者：您后来为什么会重点关注奥古斯丁呢？

孙帅老师：之所以重点关注奥古斯丁，首先是由于，奥古斯丁思想虽不具有亚里士多德、阿奎那和黑格尔那样的系统性，在深刻性和冲击力方面却毫不逊色。奥古斯丁是西方历史上生平与哲学紧密结合、虽怪异却极具魅力的一位思想家，他的“神学三部曲”之一，《忏悔录》最能说明这一点。这是一本体裁独特、内容丰富，写作形式与哲学思想完美结合的西方经典：奥古斯丁用饱含情感的笔触向读者讲述了自己从背离到皈依的人生转向，同时也正是通过“我”的忏悔，他在许多哲学问题上的独特洞见才得以向我们呈现出来。我至今还记得当年在吴飞老师的课上接触《忏悔录》时所受到的那种震撼。此外，《论三位一体》的博大精深，《上帝之城》的波澜壮阔，也都给我留下了异常深刻的印象。

其次，奥古斯丁关于“自我”的思考是我最关心的话题之一。奥古斯丁是一位从“自我”入手解决“存在”问题的哲学家，他建构出来的“由外而内，由内而上”的灵魂转向将人性的“自然”问题彻底变成“自我”问题，既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现代精神气质的基础，也以无比深刻的方式制造了现代心性的内在困境。在他那里，灵魂的转向不仅无法安顿身在“异乡”的尘世生命，反而将人彻底变成充满沉重感和陌生感的“问题式”自我，使之时刻带着紧张警惕的情绪练习收束自我的碎片，最终，日常生活的基调被牢牢地确定为诱惑、考验、孤独、焦虑与分裂。由此便不难理解，这位两千多年前的古代教父为什么会被视为“第一位现代人”和“内在自我”的发明者。阅读奥古斯丁无疑就是理解我们自己。

再者，说到底，奥古斯丁值得我们研究的根本原因是他对西方思想的巨大影响。基于对众多哲学问题的创造性理解，希波主教在继承古代哲学资源的同时，也从根本上扭转了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所代表的古典传统。他对使徒保罗留给后人的遗产进行了最深的发掘与诠释，最终形成中世纪以降有持久性影响的奥古斯丁主义，这一与托马斯主义相抗衡的基督教传统，经由十六世纪路德与加尔文不乏偏激的利用而再度被赋予空前的生命力。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黑格尔的“世界历史”，到海德格尔关于此在“被抛”与“沉沦”的分析，都一再让我们看到奥古斯丁那幽灵般的身影。而为了克服现代哲学给西方文明造成的种种困境（虽然这些困境本身与奥古斯丁不无关系），德里达、利奥塔、利科、马里翁等后现代思想家也都纷纷以各自的方式向奥古斯丁回溯。一言以蔽之，奥古斯丁哲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检讨西方思想史的整体性视野。

记者：您的博士论文为什么会选择写奥古斯丁的婚姻家庭思想呢？

孙帅老师：这个题目看上去有点偏，好像跟哲学和宗教没多大关系，其实不然。事实上，奥古斯丁是第一位系统论述婚姻家庭的西方思想家，一生写过大量专门处理该问题的作品，在别的著作中或多或少也都有所论及。这种情况在希腊罗马哲学家那里此前从未出现过。

而且，与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的讨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严格说来，奥古斯丁关心的已经不再是古典意义上的家庭，而是陌生个体结成的婚姻，或者说，两个自我之间的夫妻关系成了家庭的首要问题；相比两性间的这种精神性结合，传统伦常中的父子、兄弟和主奴关系已经变得不再那么重要了。就此而言，家庭丧失了对古代西方人的本体地位，也不再被视为人的自然规定性；夫妻二人缔造的婚姻反过来成了家庭的真正基础，妻子在丈夫面前不再相当于（用罗马法的术语说）“家女”，而是与自我平等的另一个自我。

没有希波主教两千多年前的思想努力，西方人的心性与家国可能都会呈现完全不同的形态。也正因此，我这项研究并没有局限于婚姻家庭本身，而是试图将这一具体关切放到奥古斯丁思想系统中加以考察，力图澄清基督教的婚姻家庭模式建立在什么样的人性秩序之上，又由此开出了什么样的社会、政治和伦理秩序。

我倾向于认为，societas（团契、社会）是理解奥古斯丁新秩序的核心概念。在一篇讨论婚姻的文献中，奥古斯丁指出，“人的自然是某种社会性的东西”，而婚姻即夫妻则是“最初的团契”，或“人类社会最初的自然纽带”。从字面上看，这段讨论人类“社会性”的文本相当普通，并无特别之处，无论之前的亚里士多德、西塞罗，还是之后的阿奎那、加尔文，都给出过类似的讲法，比如：《政治学》告诉我们“人在自然上是政治的动物”，《基督教要义》告诉我们“人在自然上是社会的动物”。不过深入考察可知，奥古斯丁这里的“社会性”已经不再是亚里士多德笔下的自然“政治性”，本来与civitas密不可分的societas被奥古斯丁改造为去政治去自然的结合体关系（至少在其最高的意义上）。他将婚姻理解为人类最初团契的目的，不是要呈现从家庭到城邦共同体的自然生成过程，而是为了说明，新型社会秩序的原型是两个个体在上帝中的抽象结合，邻人伦理、教会秩序乃至上帝之城无不是按照同样的陌生人关系构建出来的。进言之，奥古斯丁这里同时蕴含着古典政治的终结和现代社会的发端，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西方文明的来龙去脉具有非常大的意义。

记者：您这学期给本科生开设《宗教学》，能否跟我们分享一下这门课的安排？

孙帅老师：《宗教学》是一门2学分的基础课程，旨在向哲学、宗教学和人文科学实验班的本科生介绍宗教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内容和方法。这门课此前是由宗教学教研室的其他老师给学生开设的，据我初步了解，不同老师有不同的讲法且各具特色，比如，有的以介绍宗教学的学科分支为主，有的重点讲授几大世界宗教的教义和制度，有的则将世界宗教、宗教观念和宗教史结合起来。我在复旦和北大读书时先后听过好几门类似课程，老师们的讲法也都不一样。之所以如此，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宗教学的外延特别广，从人文社会学科出发对所有宗教的所有研究几乎都可以算在内，而每个老师又都有自己的思路和侧重点，不宜也不太可能面面俱到。

承蒙教研室信任，今年我第一次开设这么核心的一门课，心理压力不可谓不大。目前的基本安排是在介绍宗教和宗教学概况的前提下，着重考察不同文明传统中的宗教形态。课程内容主要分三个板块，即古代西方宗教传统、基督教传统和古代中国宗教传统，阅读文本包括人类学、希腊悲剧、哲学、圣经、神学、经学等多个学科的经典：从讨论希腊罗马宗教的《古代城邦》，到处理虔敬问题的《安提戈涅》和《游叙弗伦》，再到圣经、奥古斯丁《忏悔录》以及儒家典籍。教学重点是向同学们呈现古今中西处理宗教的三种文明路径及其差异，让他们试着从文明的大视野出发思考，为什么说宗教面临的根本问题，于古希腊罗马是家庭与城邦，于基督教则是自我与上帝，于传统儒家是人伦与宗法。

这里有两点需要强调一下。一，不管就内容还是文本而言，本学期课程都努力兼顾多种宗教形态和多学科或交叉学科的研究——从一开始这就是宗教科学不同于“神学”的最突出的特点之一。二，我们没有采取就宗教来研究宗教，追究宗教之本质或功能的进路，而是选择从古今中西的不同传统出发考察宗教与文明的关系，形成古典西方与现代西方、中国与西方的双重对比，借此拓展宗教学研究的厚度和广度。

如果说严格的宗教概念（religion）及其相应的宗教科学是典型的现代事物，作为人与文明之问题的宗教却自古就有，在这个意义上，“诸世界宗教”（world religions）的发现不仅是不同信仰体系的发现，更是不同文明传统的发现。宗教学考察的对象不是神，而是人与文明。换句话说，通过宗教探查文明社会的根基与结构，最初是且永远是比较宗教学最终的学科关怀。有了这样的视野，我们也许就能明白，所谓“世俗化”、“信仰危机”或“虚无主义”的真正克服，并不取决于我们能否重建或加强某种宗教价值，而从根本上取决于我们能否足够深地理解和化解现代文明的整体困境。

不难发现，西方宗教占了本课程的大部分内容，之所以这样安排，一方面是由于我个人目前主要做西学，对佛教、印度教等东方宗教还缺乏专门研究（以后或许可以酌情增加一些）；另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对“宗教”的现代理解是在西方宗教观念的主导下形成的，至今也很难说已经很好地消化了这些观念。比如，我们今天会不自觉地将宗教或视为个体内心的情感，或视为对终极实在的信仰，或视为体系化的教义和制度，然而如此种种理解都是直到近现代方才兴起的，就连古代西方人也不这么看。其中的关键，我想，尤其在于如何理解基督教的模式，因为我们最熟悉的这种信仰形态，不仅与所有的古典形态都不同，而且还决定性地影响着现代人的宗教想象和宗教学研究的方方面面。所以，深入西方传统内部，并对比中国传统，以检讨和反思现代宗教观念背后的文明脉络，依然是中国宗教学从业者应有的学术抱负。

记者：就职于人大哲学院是怎样的感觉？您今后的研究和教学规划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孙帅老师：能够就职于此，我深深感到幸运和满足。作为全国最强大的哲学重镇之一，人大哲学院目前可以说是非常难得的学术共同体，这里不但有自由多元的院系环境、充满生机的学术氛围，而且更重要的是，对学科发展、学者成长的规律有非常明确的认识和保护，留出足够大的空间让老师们根据兴趣展开科研与教学。学院同事关系融洽，前辈学者对晚辈学者予以各方面的关爱和提携，青年人之间也经常交流、互相帮衬。

科研方面，我这几年研究的重点是教父哲学和宗教改革，眼下的主要工作是写一本关于加尔文思想的书，并完成以“奥古斯丁与形而上学”为题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至于更长远的规划，我想将来尽可能拓展基督教哲学研究的范围与视野，比如，对德国哲学与宗教以及天主教传统的研究。教学方面，除了《宗教学》、《宗教哲学》和一系列研究生原著课，目前最大的心愿是希望在自己能力具备的情况下，有一天可以尝试开一门类似西哲史的《基督教哲学史》课程。

记者：我们想知道您对哲学院本科生的大学生活，有什么样的期待和建议？

孙帅老师：大学生活都是类似的，无外乎读书、社团、出国、保研这些事情。无论你毕业后打算干什么，读研、工作还是留学，现阶段读书永远是大学生的本分，是最重要、最迫切、最值得你为之付出的事情。不是说踏出校门就可以不读或不可以读了，但大学之所以被认为是首要的读书之地，是由于只有在这里，经过老师面对面的引导和讲授，以及师友之间课上课下的讨论，我们才能慢慢找到进入那些艰深著作的门径，才能培养出从头到尾读完一本大书的耐心，锻炼出足够强大的精神力量深入文字背后的思想。

在无忧无虑的四年时间里，大家最好能安下心来读几本叫作“经典”的书，（用卡尔维诺的话讲）也就是人们常说自己“在重读”的那些书，从而最大程度地累积自己的阅读经验，在踏入社会的风暴之前尽量武装好自己。现在读到的不少道理，时常要等到有一定阅历才会恍然大悟，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从书本中汲取的东西只是被动等待生活的检验，因为，阅读向我们注入的那些观念同时也在检验我们历经的人生。只有经过读书和生活相互检验的过程，我们才能将经典中读到的抽象道理和知识变成具体的人生力量，也才能使我们或在享受或在遭受的生活变成真正自由的人生经验。

有些新生不知道如何读书，我时常用奥古斯丁的一句名言鼓励他们，“tolle lege”（拿起来读），我觉得这是最直截了当的方式，不管读不读得懂，拿起来读了再说。不懂可以反复体会，可以向老师请教，可以跟朋友讨论，但首先要真的读起来。至于应该读哪些书，我觉得一开始不妨以兴趣为主，想了解什么就读什么，先从吸引、触动你的书入手找到读书的感觉和方法，随后再向更多的书拓展，包括自己不感兴趣的那些经典。因为，经典是你即便不感兴趣也得读的书，正如不论你愿不愿意，人生的很多问题都出现一样。而面对经典，尤其要心存敬畏，正如我们要认真面对生活一样，只有诚心诚意，生活才能成形，书才能读明白。

记者：最后，作为17 PPE班的班主任，您对这个专业有什么想说的吗？

孙帅老师：PPE学生在学校和学院的位置多少有点特殊，他们除了学习哲学，还要学习政治学与经济学，以及与此相关的其他课程。哲学、政治与经济，现代社会的这三个方面，可以说就是如今人之为人的文明生活，在此意义上，PPE学生接受的将是更全面的通识教育，也因此面临着更大的挑战。首先，在不系统学习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的情况下，他们每个人需要借助自身的努力让三个专业在自己身上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而非违背该项目的初衷，根据个人偏好仅仅选择学好其中一部分，随意对待其余部分。另外，虽然PPE上世纪初在英国的兴起有非常具体的学科和政治背景，但就其在中国大学的实践而言，我更愿意将哲学理解为体，将政经理解为用，且建议同学们课余多读一些文史经典，因为，作为与传统古典学相对而设的项目，这些“现代大课程”（Modern Greats）在中国高等教育的土壤中结出的果实，注定无法脱离古典人文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