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教师专访】钟智锋：在大时代做宗教研究的人

钟智锋，男，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博士，贝勒大学政教关系博士。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讲师，中国人民大学佛学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研究员。曾在Journal of Church-State 、《道风：基督教文化评论》、《开放时代》和《中国治理评论》等刊物发表论文数篇。主编Sociology of Religion: A David Martin Reader和Sociology of Religion: A Rodney Stark Reader (Baylor University Press, 2015)。

        研究兴趣：宗教社会学，当代基督教研究。 

         一走进办公室，钟老师就热情地迎上来，接受记者的采访。采访中，记者看到的不是大多数人想象中远离尘世、超脱世俗的宗教学者，而是热爱生活、平易近人的良师益友。 

        2001年，钟老师来到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政治学，之后又一路攻读了人大政治学的硕、博研究生。在人大修读政治学的十年里，睿智的老师、精彩的讲座，以及许多出国交流的机会都令他受益匪浅。对宗教学的兴趣，也在这十余年间破土而出、茁壮成长。特别是2003年的“非典”事件，间接影响了他的学术方向。钟老师说，“非典”时期的停课封校打破了常规的生存状态，死亡的近在咫尺迫使人们反思生命的意义。面对危机，留校的学生有各种选择：有的人整天打游戏，有的人静心看书，既有犬儒的生活方式，也有积极的生活方式。“非典”的经历迫使钟老师思考死亡、人生意义与活法等问题，这成为他日后研究宗教的动力之一。 

      博士阶段，钟老师一发不可收地拿到了人大政治学和美国贝勒大学宗教政治学两个博士学位。对他而言，从政治学到宗教学不是学科的转向，而是研究焦点的转变。他说，宗教是一个可供多学科研究的对象。文史哲方面的学者可以研究宗教的文本与义理，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学者可以研究宗教的仪式与组织。而从政治学的角度切入，则可以为研究宗教带来很多新的洞见。具体来说，由于现代民族国家对宗教具有强大的型塑能力，不同的政教关系模式会影响到宗教的位置及演变轨迹；而宗教的公共化以及宗教政治影响力的上升则是当下重要的政治现象，宗教日益成为一个具有强大动员能力的公共行为体。可以说，不理解政教关系就很难理解当今的宗教，也难以理解当下的世界政治。

       硕博阶段都有着国外求学经历的钟老师，认为国外教育有三点非常值得称道。一，系统性的学习。在国外，研究生的课程并不多，一个学期只上三门课，但是每一门课的学习都比较系统地涵盖了经典的著作和最新的研究。二，大师的指导。作为宗教研究重镇的贝勒大学聘请了许多国际一流的教授任教，比如罗德尼·斯达克，Peter Berger和以基督教研究著称的Philip Jenkins。钟老师在贝勒大学师从著名宗教社会学家Peter Berger，他给予了钟老师许多学术上的指引和帮助。正是在他的指导下，钟老师完成了有关中国三个“耶路撒冷”兴衰的博士论文，并由此结识了欧洲的宗教社会学大师David Martin和Grace Davie。钟老师还特别提到了他和Peter Berger老师的一次学术长谈，这次谈话直接推动了他与魏德东老师合作的《宗教社会学大师文集》的出版。三，国际化的交流机会。参加国际性的学术会议、研究课题等经历对钟老师的学术发展影响深远。

        “国内外的‘累’是不一样的。在国外，学者要读很多文献，要下苦功夫，是‘身累’；在国内，学者有很多杂事，是‘心累’”钟老师坦陈。现在，作为青年教师，钟老师也正体会着广大“青椒”的压力。钟老师说，人民大学在新教师培训和科研启动资金等方面对青年教师的支持，使得他的工作、生活不会像很多新闻报道中所形容的那样“煎熬”；但他仍期待学校能给青年老师更多的支持，以便他们更好地为学校做贡献。 

      钟老师认为，时间方面，大多数青年老师都刚刚取得博士学位，并在一个特定的领域里结出初熟的学术果实。他们最应该做的是孵化自己的成果，夯实和拓展博士阶段的研究，精心打造课程，在学术圈内建立自己的领地。然而，在这个黄金阶段，青年老师往往最缺时间去完成“正务”。他们的时间往往被行政事务所切割。如果学校能够以战略眼光对待教师的发展，让他们在第一个聘期能集中精力干“正事”，在第二个聘期的时候才承担担任班主任、增开课程、筹办会议等任务，将会带来一个共赢的局面。而在生活方面，大多数青年教师都面临结婚生子养家的问题。在北京，这突出地表现为住房压力。青年教师大多数买不起房且租住地距离学校较远，为了完成教学、科研等任务，很多年轻老师都以办公室为家，以办公桌为床。如果学校能够将人才政策向年轻老师倾斜，如适当为他们提供周转房或宿舍等，那么青年老师将会有更稳定的环境和更舒适的心态去推进学校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据钟老师介绍，目前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1949年之后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基督教在唐朝就已经传入中国。此后，基督教三度来华，但是一直遭主流文化的排拒和政治的厄运，而没有比较大的发展。反而在1949年之后的历次政治动荡中，基督教一跃成为了发展最快的宗教之一。这是很值得研究的现象，中国的个案有望修正世俗化理论和宗教市场论的基本命题。除了理论意义之外，这个研究还有现实意义。基督教是一个重神学而组织性又很强的宗教。神学能成为动员的旗帜，而组织又提供了动员的载体，基督教因此具有了变革社会的能量。中国怎样纳入和管理这样一个宗教，如何使其更好地为中国的发展服务，这是困扰宗教管理部门的重要问题。钟老师的博士论文便是1949年之后基督教在广州、温州、南阳三地发展的比较研究。 

      二是宗教对政治的影响。不论是国际关系还是国内政治，这种影响都在上升，从伊斯兰国的兴起、9·11恐怖袭击、美国的右翼政治等都可以看得出来。宗教在民主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容忽视。但是，什么因素影响了宗教公共效应的发挥，这是一个缺乏研究的领域。钟老师强调各国政教关系模式不同所带来的影响。比如，美国政教分离，允许宗教积极参与政治，宗教作为一种建设性的力量推动了民主的运作；法国同样是政教分离，但是把宗教从公共领域排除出去，拒绝而非纳入穆斯林使得巴黎恐怖事件不断。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两国都遭受恐怖主义袭击，但前者来自境外，后者来自本土。 

      三是关注中国的宗教现状与走向。过去三年，钟老师参与了一个覆盖241个县4832个宗教场所的大型调查。他正在通过这次调查，分析宗教格局的变迁，宗教场所的社会特征，以及宗教在中国社会所扮演的角色。

         

      在谈到“宗教的未来”这个议题时，钟老师说，其实，这不是有无宗教的问题，而是宗教格局变迁的问题，宗教的未来要看基督徒、穆斯林、佛道教徒、印度教徒、民间宗教信仰者和无宗教信仰或隶属者数量上的此消彼长。生育率和改教率两大因素正塑造着宗教格局的变迁。宗教主要通过代际传承。在生育率上，穆斯林第一，基督徒第二，印度教徒第三，佛教徒与无宗教隶属者最低。因此，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仍将是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宗教。其次，要看改教率，这要重点参考不同宗教传教的热情与策略。改教有两种：有无宗教信仰的改变和信仰对象的改变。基督教是一个最强调宣教、也是在这方面最为成功的宗教。近几十年，伊斯兰教的传教热情也在高涨，值得关注。在宗教格局变革的过程中，印度教也引人瞩目。它原来只是一种弥散的民族文化，但是正越来越向着基督教、伊斯兰教等排他性宗教方向发展。加上印度人口的增长，特别是人口结构的均衡和偏年轻化，印度教也会成为一个影响力比较大的宗教。 

     分析了型塑宗教格局的两大因素后，钟老师还指出当下宗教变迁三个吊诡的趋势：

       其一，世俗化跟宗教复兴的并存。首先是在世界的版图里面，欧洲变得越来越世俗化，人们不再去教堂，信仰上帝的人越来越少，宗教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在下降。相反，在欧洲之外，美国、亚洲、非洲、拉美等地区的宗教却是在复兴。其次是宗教内部的世俗化。原来比较虔诚的，现在变得比较世俗，焦点也从神圣转向世俗。但更为瞩目的是宗教复兴，特别是基督教五旬节运动在第三世界的发展，以及伊斯兰在全球的复兴。这两种复兴，不仅在改变着世界的格局，如基督教中心的南移，也改变着穆斯林世界的政治生态。 

      其二，合一运动和分裂运动的并存。人类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宗教战争，也留下了伤痛的记忆。后来，各大宗教之间有了比较多的对话。比如说，天主教和基督教，这两个过去互相指责的宗教，现在把对方看成是联袂的兄弟。合一运动让我们看到了希望。然而，我们也看到很多宗教加深裂痕甚至导致分裂的例子，如南联盟的民族-宗教冲突、中东的教派冲突。值得指出的是，长时间里，中东伊斯兰的教派间虽然有张力，但更多时候是和平共存。而“阿拉伯之春”后，教派冲突不断加剧。伊斯兰国的兴起便是逊尼派与什叶派的冲突加剧的表现。此外，在很多国家进步势力与保守势力之间的“文化战”里，我们也看到宗教的身影。宗教在其中也加剧了政治的极化。 

      其三，宗教既可以成为暴力的工具，也可以成为和平的力量。现在，多数媒体更强调消极的一面，积极一面却容易被忽视。有几个例子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宗教为何是和平的重要力量。印度曾有血腥的教派冲突，美国也曾有暴力的民权运动，但是甘地和马丁·路德·金站了出来，以宗教的非暴力去引领社会运动，使得运动向和平的方向发展；昔日的南非有着根深蒂固的种族隔离，但是，政治领袖曼德拉和宗教领袖图图主教联合起来，推动大家和解，并在真相的基础上走向未来，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建立也成为世界的佳话。对于宗教与暴力的关系，钟老师认为，不是宗教导致了暴力，而是宗教激化了冲突。无政府状态下各团体的利益争夺是暴力冲突的重要原因，宗教只是一个被利用的工具。宗教之所以常被利用，是因为宗教能使行动合法化，界定身份，并提供社会团结的组织基础。

       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宗教将持续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公共领域中，宗教的影响可能会越来越大。钟老师认为，当今有关宗教的重要现实问题包括：如何处理不同宗教的关系、宗教与世俗的关系，如何通过一个比较好的框架来纳入和管理宗教等。在这些方面，学者大有可为——他们可以帮助人们澄清迷思，接近真相。

        一部分人对宗教有一种刻板的印象，认为宗教是鸦片，是迷信，是历史的残留，是阻碍进步的因素，是暴力的来源。一个学者，需要做的是帮助人们认识到宗教到底是什么，以及如何会这样。一位美国学者通过系统的调查写了一本非常重要的书——《谁代表穆斯林说话》，这本书打破了许多西方人的偏见，如伊斯兰教压制妇女、反对现代化、支持暴力专制等误解，让人们了解到穆斯林的真实想法。另外，宗教问题不仅是学术问题，也是现实问题。学者有责任帮助政府认识宗教的变迁，使得宗教政策能与时俱进，更好地纳入和管理宗教，并促进宗教更好地发挥其积极功能。但是，政策建议必须基于现实而非理念，经验参照必须立足国情，各种方案必须说明代价与收益，以及方案施行的条件与路径。总之，学者是大时代的守望者，也是美好社会的建言者。 

       钟老师对本科生也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钟老师说，现在的本科生一开始往往对学生社团充满了好奇，也花了很多时间在上面；到大三的时候才花时间考虑工作与读研。他建议大家少参加一些社团的活动，多花一点时间读书。即使参加社团，也应该重兴趣而轻功利。同时，现在的大学生工作压力比较大，于是大家拼命地考各种证书，找实习机会。钟老师认为，如果真正想有一个比较好的思维训练和学术积累的话，应该多花一点时间在学习方面，而不是在实习方面。实习能给人工作，但不能改变人。学习不用心，只为一个文凭、一份工作而度日子，很容易会把大学四年荒废掉。钟老师总结说：“大学应该是一个让人脱胎换骨的阶段，同学们要珍惜时间，不要错过这个自我提升的机会”。 

        图文：哲学院新闻中心  于浩洋

        编辑：哲学院新闻中心  顾小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