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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6日下午，《康德全集》的编译者、哲学院教授李秋零在“哲学文化月系列活动讲座”上作了为题“康德与启蒙运动”的讲座。李秋零教授与哲学院及学校各专业爱好哲学的师生一起畅谈康德的启蒙思想，围绕着“中国现阶段伏尔泰式的启蒙已经完成，康德式的启蒙刚刚开始”的观点，展开详细而又深入的论证，为大家带来了一场精彩的学术盛宴。
李秋零教授称这场讲座为哲学漫谈。他首先说明了自己探讨这个问题的原因：“中国现在还需要启蒙，而且也正在启蒙中，但我们还需对启蒙进行详细界定。康德对于我们的现实意义就在于其与启蒙运动的关系。” 李秋零教授介绍说，在西方启蒙运动中，几乎所有启蒙思想家都是以“人民教师”自居，认为人民在社会上扮演的是不会思维的角色，只能被动地接受启蒙者向其传授的知识，“用新的成见取代旧的成见”，这种启蒙方式可以称作是“伏尔泰式的启蒙”。而这种启蒙在推动自然科学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后果，比如启蒙运动对社会文化、价值体系造成很大的威胁，使启蒙者与被启蒙者之间出现鸿沟，启蒙思想家将自然理论成果机械地运用到社会和人身上，并导致理性主义宗教的出现——这些无法无天的自由主义与全无自由的对立都在法国大革命后期的恐怖时期表现出来，启蒙思想家对此既欣慰又忧虑。 那么康德作为启蒙运动的完成者，他是如何解决这些棘手的问题呢?李秋零教授解答了这个问题。他说，首先，康德给“启蒙”重新下了定义，强调人们要自己进行思想，“从他们咎由自取的受监护状态走出”，运用自己的理智;其次，康德用“批判”来避免悖论的出现，强调理性的自我批判，也就是自律，并将自己的批判哲学概括为“我能知道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可以希望什么”三个问题。 李秋零教授向大家详细讲解了康德批判哲学的这三大部分。他说，康德用自己的著作——《纯粹理性批判》回答了“我能知道什么”这一理论问题，其批判的结果是，把理性限制在显象界，即理性只能认识显象，我们不能感觉到的东西就不是我们所要认识的对象;对于“我应该做什么”这一实践的问题，康德批判的是实践理性，并提出“理性为自己立法，必须是无条件立法”的观点，认为实践理性要与自由联系，但自由不是无法无天的自由，而是自律的自由;而“我可以希望什么”作为一个既是理论又是实践的问题，康德则将从伦理领域中排除的“幸福”用到此处，公设了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回答了此问题。 通过对康德启蒙思想的深入解读，李秋零教授向大家分析了康德对于今天的我们的意义。他说，康德对现代性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启蒙时代理性的狂妄的批判，是对理性缺乏自我批判的批判，是对自由无法无天的批判，有很好的现实意义。但是虽然西方把康德看成先知式的人，但是人们只是推崇赞扬康德对理性的批判，对理性自律的要求，以及对人们自己思考的倡导，然而这些观点却从来没被人们践行过，因而也就出现了后现代对现代性的批判。李秋零教授说，这既是康德最大的悲哀，也是之所以说康德式的启蒙在中国刚刚开始的原因所在。 一个半小时的精彩演讲之后，学术气氛浓烈的互动环节使台下的听众更深刻地理解了李秋零教授的讲解。有的同学以虚心的态度向李秋零教授请教：“为什么康德的思想那么先进却不被人们践行?”也有的同学则以大胆的批判精神对李秋零教授讲述的康德思想提出了自己的疑问：“为什么将原著中的词语翻译成‘咎由自取’而不是别的?”整场讲座中没有权威，也没有盲目崇拜，有的只是对学术的认真求证态度和对哲学发挥现实意义的热情探讨，智慧的火花在思维碰撞中耀眼绽放。 (哲学院党委供稿) (责任编辑：qiao)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