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良何建明张雪松应邀参加北京大学佛教研究中心主办的“近代佛教与全球化”学术研讨会

2022年3月19日至20日，由北京大学佛教研究中心主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域外藏多语种民国佛教文献群的发掘、整理与研究”项目组和浙江香海慈善基金会支持的主题为“近代中国佛教（1912-1949）与全球化”的学术探讨会在线上举行。据统计，来自全球的近300人全程在线参与了这次探讨会。本次会议依次举行了9场精彩的学术发表会，来自中、美、日、法、加、新等多个国家的38位学者，围绕会议主题，从理论与范式、视野与方法、思想与阐释、文本与历史、组织与社会等几个方面发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向听众展现了相关领域的最新学术动向、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和预期的学术增长点。项目首席专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哲学系王颂教授致欢迎辞，并向与会者介绍了“域外藏多语种民国佛教文献群的发掘整理与研究”项目的预期目标和学术价值。他指出，项目组经过数年的前期研究，发现了“域外藏多语种文献群”这一近代佛教研究的富矿。“域外藏”顾名思义，指保存在域外的民国佛教相关资料，其中有在境内生成携至域外的，也有域外自行产生的；“多语种”指包括汉语在内的欧亚等多种语言；“文献群”指档案、报刊、著作、书信、日记、碑刻等多形态的文献群体。项目组将在上述“新”资料的基础上，结合现有资料，开拓一些新的研究领域，本次大会的“全球化”问题即是一例。通过“全球化”这一视角，我们可以对一些重要问题予以全新的思考，如近代中国佛教徒为何要且能走向世界，与世界进行对话，并且产生了广泛影响等等。项目的预期成果包括原始资料的整理出版、专项研究的开展（民国新型教团、政教关系、思想文化教育）、青年学者梯队的建设和国际学术合作。对于最后一点，王颂教授特别指出了项目的国际化特点，项目组成员有三分之一左右长期在海外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任教，他们之中既有华人学者也有外国学者；项目的研究对象也涉及多个国家和地区。项目的实施对提高中国学术的国际影响力、形成近代佛教研究的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学者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资深学者黄夏年研究员以及浙江香海慈善基金会贤宗法师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辞。

一 理论与范式

理论与范式的创建对于学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法国国立东方语言与文明学院中国研究系教授汲喆的《全球史与近代汉传佛教的跨国传播》一文，在反思欧美既往全球史书写的基础上，将宗教视为今后多元化全球史书写的重要切入点。在理论关切之下，汲喆教授指出，宗教倾向于跨越语言及社会边界的特点使其成为全球化的重要动力之一，宗教传播并不能完全化约为政治-经济扩张的附属物，也不能忽视同一性背后存在的大量差异性及多样性，因此研究者应尽可能地摆脱政治-经济决定论以及各种各样的历史决定论的陷阱。汉传佛教史能为全球史的书写提供一个“地方性”视角。通过对于近现代汉传佛教的跨国传播进行历史分期研究以及对全球化“自反性”特点的细致解读，汲喆教授指出，宗教既是全球化的动力，也是后果，同时也是反全球化的要素，有关宗教的全球化的社会学，要处理的便是宗教在全球舞台上所展现的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并探讨其纾解的可能性。

二 视野与方法

随着域外文献的发掘与利用，近代中国佛教研究的视野与方法也逐渐发生转变，从中国本土拓展到东亚文化圈、乃至全球文化网络，从传统的佛教界内部著述拓展到世俗文献、影像等非文字资料，从个别的文化精英扩展到各个文化圈层的社会群体；研究方法也从哲学、历史学拓展到社会学、人类学、学术史、概念史等领域。美国安默斯特学院亚洲语言与文明系助理教授应磊的论文题目为《尉迟酣（1921–1981）与英语世界的太虚研究》，旨在以太虚研究为例，探讨近现代汉传佛教研究在不同学术语境下的视野与方法。通过勾勒尉迟酣（Holmes Welch）的学术历程，溯源其研究的历史语境与价值取向，揭示出他的洞见与不见以及日后太虚研究者反思和回应的基点，并且聚焦于三部具有代表性的太虚研究的英文专著，分析以从尉迟酣到芮哲（Justin R. Ritzinger）为代表的西方近代佛教研究的变化趋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世界宗教研究》编辑部主任李建欣《论冉云华的中国佛教研究》简要勾勒了已故著名华人学者冉云华的学思历程和研究成果，他以冉云华的个案为例，对二战以后西方中国佛教研究的方法论演变，东西方相关学术领域的交流与相互影响进行了论述。新加坡佛学院长聘副教授纪赟《芥子间纳须弥：全球史、新材料、太虚法师与二十世纪前半叶的中国佛教》一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来考察太虚眼中的世界与世界眼中的太虚，并由此来管窥民国时期新旧交替的阵痛过程中的佛教大变局，并指出宏观的全球化视野和微观的精细化研究正是未来研究的两个基本方向。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龚隽《从经史之学看印顺佛学史研究》把印顺法师的佛学研究放置在近代中国学术史的脉络中进行系统论究，从晚近经史之学的流变去分析印顺佛学研究的表现，特别是其游移于经史学之间的复杂关系，展现了如何贯通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的研究视野与研究方法。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院长、刘成有教授《内在的文明对话——以印顺为例》同样以印顺为例，讨论了宗教文明对话问题。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副教授邵佳德《近代中国佛教的区域性、跨地域性与世界性：以江浙地区为中心》展现了从具体案例到宏观理论的研究进路。以江浙地区佛教的发展情况为例，近代中国佛教呈现出平行发展的区域性、跨地域性、世界性三重特征，此研究框架对其他地区亦有适用性，可作为考察近代佛教的一种整体方法。华南师范大学哲社学院哲学系讲师赖岳山在《论“近现代中国佛教史史料学”类例及其可能性》一文提出，相对于其他领域较为成熟的史料学，近现代中国佛教史料学仍处于起步阶段，相关学术建设应该尽早提上日程。面对多语种、多形式的资料文献，我们必须要面对如何将宏观设想分割为微观事件或观点进而将研究推向精微、如何重新理解近代中国佛教史的起源与边界等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当代宗教研究室主任陈进国《救劫与治生——真空教对佛教的吸纳略论》一文尝试跳出从佛教出发来研究佛教的桎梏，将目光投射于佛教之外，从近代中国本土宗教运动对佛教吸纳的方面来探讨佛教思想及团体的作用，展现出超越体制化佛教的宽阔视野。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国学院讲师沈庭《近代中国与南亚佛教交流网络的形成与“原始佛教”概念的引入》一文透过梳理近代亚洲佛教交流网络的建立过程，重新审视“原始佛教”概念从一个历史概念转变为一个诸多因素交织的复合概念的过程，展现了运用概念史、观念史研究近代佛教书写的方法。深圳行政学院哲学与文史教研部副教授张蕾蕾《近代佛教“主体意识”的觉醒》一文，旨在探寻近代佛教信众区隔于他者的主体意识与身份认同生成及持续生产的过程，以及佛教主体与国家社会互动中的相互形塑作用，展现了理解近代佛教的新视角。

三 思想与阐释

今日的近代中国佛教研究已超越臧否人物与思想评述的模式，转而以思想阐释为核心，系统地寻绎佛教在中国社会、文化变迁之际的历史轨迹、思想脉络、深远影响，探寻佛教思想对知识群体与文化的塑造。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黄夏年以《民国佛教的新派与旧派刍议》为主题，从民国佛教新旧两派斗争入手，对不同派别的主张进行了梳理，对太虚、谛闲、印光、圆瑛等代表人物的观点及其思想背景进行了剖析，点出两派斗争的实质在于庙产之分配，并指明两派之间斗争并没有推动佛教的改革，反而撕裂了佛教团体。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副所长、张文良教授《东亚佛教视野下的对话——铃木大拙与印光大师》一文，通过分析铃木大拙1935年《中国佛教的印象》所记录的其与印光之间的对话，从东亚佛教的整体视野揭示了此段对话所透露出的思想史意义。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副教授张雪松的论文《太虚与“慈宗”教团的创立与发展》，考察了太虚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积极倡导的以弥勒菩萨为信仰核心的慈宗，将其活动轨迹划分为确立典籍、欧美考察、组织建设三个阶段。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讲师刘泳斯的论文标题为《倓虚法师创建民国都市佛教寺院的现代化手段辨析》，以图表和文字结合的形式展现了倓虚在实业与思想上对佛教现代化发挥的重要作用，打破了学界对“保守派”僧人的刻板认识。美国阿勒格尼学院历史系副教授伍国《错位与忽略——太虚欧美行的演讲效果初探》一文回应了龚隽教授既往的研究，重审太虚演讲中存在的主观评价与客观效果的差异，并指出此差异源于佛教思想家与佛学研究者之间的错位以及跨文化演讲的传播失效。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教授何建明以《中国佛教的现代形态刍议》为题，从宏观层面区分了现代佛教历史、社会、文化三种形态，并以之分析清末民初的中国佛教。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佛教研究室主任纪华传以《近代佛教的国际化及其特色》为题，分析了从杨文会到太虚再到法舫的中外佛教交流情况及特点。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东方哲学研究室主任成建华的论文题目是《论赵朴初“人间佛教”思想的基本内涵及其实践意义》，以一个思想、三个传统、五个建设来剖析赵朴初人间佛教思想的特点。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程恭让《杨仁山先生佛教思想的理论内涵与近现代中国佛教的四大流派》回顾了杨仁山在近代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其与四大流派之间的渊源关系。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裴勇从视野、布局、实践三个方面讨论了“太虚大师的世界佛教进路”。

四 文本与历史

学科建设的基础是文献。通过新文献的发掘，不仅可以修订既往的研究结论，深化对历史人物与思想脉络的认知，更可以激发旧有文献的活力，相互配合构筑新的研究图景，促使研究者运用更多样的研究方法，为理论与范式的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日本青山学院大学政经系教授陈继东《赫舍里如山<八宗二行>的发现及其思想史意义》一文，利用在《令知会杂志》中新发现的文本，重新揭示了杨文会十宗学说形成的思想背景，解决了近代中国佛教史研究中的一大公案，在阐明近代中日佛教界思想交流脉络的基础上，进一步修证了既往以十宗说为中心的宗派叙述模式。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李雪涛教授的论文《艾术华及其<中原佛寺考>研究》，在介绍艾术华生平与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指出，艾术华在不同语境呈现出不同面貌，丹麦视他为建筑师，而英语世界视其为佛教研究者，其《中原佛寺考》一书在民国时期寺院生活史、制度史、建筑史等研究方面皆具有重要价值，艾述华描述性与规范性并举的研究对我们今天仍极具启发意义。武汉大学哲学学院讲座教授、日本郡山女子大学宗教学系专职教授何燕生《我的朋友太虚》一文，通过挖掘太虚与旅日德国佛教学者布鲁诺·佩佐德以及索尔夫大使交往的新史料，揭示了佩佐德与索尔夫在太虚的“世界佛教运动”中所发挥的推动作用，并将此三人的交流互动视为中日德跨文化交流的典型案例而予以剖析。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陈明教授《新见太虚法师手札与法舫和白慧在缅印的留学经历》一文，从书信档案等原始材料入手，通过解析法舫、白慧等人留学缅印的经历，探析民国僧人海外留学、弘法的艰辛与中外佛教交流的复杂面貌。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宗教学系和佛学研究中心副教授史芬妮（Stefania Travagnin）重视研究四川境内以往研究并不充分的“边缘”僧尼众，《四川清福和尚（1862-1940）的行脚十方：以<源因略记>为近代的西域记》一文着重介绍了新发现的清福自传体游记，并阐发了该文献在研究近代东南亚佛教交流方面的重要价值。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长聘副教授陈怀宇《普大与佛教：以校刊为中心的考察》一文勾勒了普林斯顿大学佛教研究的历史发展情况，展现了佛教研究在近代从欧洲到美国迁移的风气。日本爱知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客员研究员坂井田夕起子《日本占领区的大醒：抵抗与非合作》一文，梳理了特殊历史时期出家人大醒的宗教活动，并分析了其内心活动。华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日语系副教授梁明霞《民国时期的中日佛教交流——以“中日佛教学会”、“中日佛教研究会”的活动为中心》一文，利用并整理了大量原始资料，梳理了两个学会的成立概况及成员活动，并进一步分析了其背后所体现的中日佛教互动关系。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研究员王佳《长春般若寺1936年和1942年两份戒牒研究》，利用了戒牒、同戒录、传戒照片、戒钵等多种形态的材料，分析了般若寺创建者倓虚法师在东北沦陷时期的家国立场与宗教情操。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哲学系副教授定源（王招国）《显荫法师的留日事迹与学术贡献》细致梳理了显荫留日期间的人员交往、文学创作、典籍译介和组织创建等事迹，并尝试重新评价其学术贡献。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讲师甘沁鑫的论文《太虚对越南佛教影响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回顾了既往的研究史，介绍了相关新史料，并提出了一些近代中越佛教关系方面的可能研究方向。北京大学博士生闫磊《从业余爱好者到职业学人：北大1917-1918年佛教研究的学人群体》一文，重新考察了北大早期佛教研究的学人群体，分析了从传统庙宇到现代讲堂文化空间转换中学人的身份变动以及哲学作为一种折中策略在专业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五 组织与社会

为揭示宗教的起源与本质，宗教研究自发轫起便将宗教作为特定的社会文化现象加以考察，透过日常生活的基层结构发掘宗教与社会的本来面目。组织是最普遍和重要的社会现象。批判性地结合西方经典理论，通过个案的观察与深描，对近代中国佛教的组织结构、运行模式、权力运作等方面进行梳理分析，有助于我们真切地了解何谓宗教与何谓近代。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宗教系及东亚研究系助理教授融道《佛教全球化思考：以东南亚为例》以二十世纪上半叶南下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中国佛教僧侣为例，从方言网络、法脉传承及国族认同三方面思考佛教在多元文化殖民社会中的传播、碰撞、融合，乃至最终在地化的过程，并尝试从此案例整理出具有启发性的理论框架。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副教授胡永辉《近代中国最早的佛教组织形态：“佛教公所”的产生、运行及影响》一文，通过分析近代中国最早的佛教组织“学务公所”形成的背景、运行机制及社会影响，展现了从学务公所到僧教育会再到佛教会的历史发展脉络。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哲学与科学系副教授张佳《丛林到学院：近代镇江佛教对僧教育的探索与反思》选取了众多寺院作为研究样本，梳理了从传统丛林教育到学院丛林一体化转变的历史过程，并分析了丛林与学院之间分化与弥合的内在逻辑。西南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教何松蔚《方外之外——再探“庙产兴学”》一文，利用清代巴县档案，重新探讨庙产兴学与地方权力结构的问题。作者指出，清末兴学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地方权威体系、打破以寺庙为中心的地方自治体系，不过是将既有的地方自治组织从帝国框架之中重新嵌入到现代国家的框架之中。何建明、何燕生两位教授在闭幕式上进行了学术总结，王颂教授致闭幕辞。为期两日的研讨会在来自不同国家和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发表人以及线上听众严肃而热烈的讨论中圆满落下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