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院长张志刚教授应邀在我所作学术讲座

点击数：2447 更新时间：2020-10-27 13:12:45

2020年10月22日下午，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院长张志刚教授应邀在我所作学术讲座，讲座题目为“经典解释与宗教中国化——东晋高僧道安留下的学术启迪”。

讲座由我所孙帅博士主持，我所李秋零教授、张雪松副教授担任评议。我所魏德东教授、王俊淇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唐晓峰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外国哲学教研室吴功青副教授、雷思温副教授等众多人大师生参加了讲座。本场讲座同时藉由腾讯会议平台线上直播，在线观看人数直播多达150人。

在讲座中，张志刚教授首先指出，宗教的中国化问题是当今政教学三界的热点话题。中外专家一般认为，佛教是“宗教中国化的典型”，而道安则被视为是佛教中国化的先驱。通过回溯佛教中国化历程的开端，考察先驱道安的创举，揭示“佛教中国化”的根由，无论就“重读中国佛教史”还是对“续写中国宗教史”，皆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张教授的报告大致分为七个部分。

第一部分，张教授梳理了历代思想大家对道安为佛教中国化所作贡献的评价，提出了自己的问题：道安为佛教中国化做出的诸多贡献中最核心的部分是什么？

第二部分，张教授通过宗教比较研究的方法，讨论了赵紫宸所说的佛教与基督教之差异——佛教是中国人求来的，基督教则反之。张教授最后指出：“要自己翻译与解释经典”，实属任何一种外来宗教能否本土化、民族化和处境化，即能否真正融入其传播地的文化、民族与社会的关键所系。

第三部分，张教授通过“俗话佛缘”与“大众化圣经”的类比例证，得出“一个历史与逻辑相符合的学理判断”: 从中外文化交流史来看，“经典翻译与解释的本土化、民族化、大众化”，均是“外来宗教扎根于其传播地的首要条件或关键一环”。

第四部分，张教授具体而深入地分析了道安佛经翻译与解释理论的杰出贡献和学术启迪——重点是道安提出的“五失本、三不易”原则。张教授指出，以往的研究者多从“字面意义”来理解与评价“五失本、三不易”， 通常把“五失本”理解为汉译佛经过程中的“五种需要改动胡语原本的情况”， 将“三不易”理解为“三种不易翻译的情况”。张教授认为我们还应更深入地探讨其理论内涵和学术启发。对此，张教授采用了两个方法：一是“宗教哲学语言观的比较研究”，二是“宗教经典解释理论的比较研究”。

第五部分，张教授试图将“五失本”与“三不易”分而论之: 一方面把“五失本”主要理解为“以表诠方式所直陈的经典翻译理论”， 且以路德的“翻译七条细则”为比较对象， 据此断定道安的“五失本”理论早在上千年前， 就从词语、语法、文体等方面探索“经典翻译的本土化、民族化”了; 另一方面则将“三不易”主要理解为“以遮诠方式所表达的经典翻译理论”， 再以布尔特曼的“解除神话理论”为比较参照，通过“祛遮诠化的学理提炼”， 以重新发觉道安的“三不易”理论之于世界宗教经典翻译史与解释学的方法论贡献。

第六部分，张教授试图破解“三不易”理论所采用的遮诠方式，从“遮诠”到“开示”，由“不是什么”解析其语义上的“应是什么”。因此，张教授根据“比较研究的推进思路”及其例证分析，把道安“三不易”所着重表述的佛经解释理论转换为“具有一般意义的宗教经典解释方法”，将其整段论述所蕴含的主旨要义提炼为四个环环相扣的经典解释观念。

第七部分，张教授总结了“祛遮诠化的学理提炼”所能带来的收获和启迪。张教授指出，如果本文所尝试的“祛遮诠化的学理提炼”能够成立，那么，其中最值得圈点的就是前述“三不易的首要义理”———“经典意义的解释要力求适应当今时代”，我们可将其凝练为“经典解释的时代性原则”。这一原则令人沉思之处在于: 一部世界宗教思想史从根本上说是否为一代代人重读经典、解释经典，以不断发掘各大宗教传统的思想智慧， 从而使其教义教规裨益于时代进步、社会和睦、文明昌盛呢?

李秋零教授就张志刚老师的报告谈了自己的看法。首先，李教授指出，宗教的中国化不是一个今天才产生的话题，也不是今天才出现的任务。无论是从佛教、基督教，还是从伊斯兰教来看，它们从传播的时刻起就始终存在着一个“化”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在中国就表现为“中国化”。这些宗教在历史中做出的种种努力，给我们今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因此，如何去发掘历史上已经有过的成果以及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是今天我们讨论宗教中国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但又是为很多人忽略了的前提。因此，今天张教授的报告可以说是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典范——深入分析历史上道安在佛教中国化问题上做出的努力。从这样一个典范去挖掘积极因素来为当今的宗教中国化服务，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问题。而其他宗教同样有类似的成功案例，这些都值得我们去研究。

其次，李老师认为道安提出的“五失本、三不易”是翻译工作者不应忽视的历史前例。张教授的报告不仅阐述了道安的翻译理论，而且涉及到了赵紫宸、路德等思想家的相关理论，从多种角度讨论了“五失本、三不易”这一说法。李老师认为，这里面有很多东西是值得从事经典研究工作的人——不仅是宗教学经典研究，也包括西方哲学经典研究——进一步去思考的。

第三，李秋零教授认为，道安没有明确地把翻译和诠释区分开来，这也使张教授在报告中没有对两者加以严格区分。具体到翻译来说，所谓的直译派与意译派的争论一直持续到了今天。而且今人面对这一问题可能比道安更为困难。因为语言的问题，在道安那个时代，较少人能够对道安的翻译提出质疑。但今人在翻译时若稍微偏离文本而不完全采取直译的方法，就会遭到各界的质疑。此外，以景教为例，景教遭到批评的一点就是它过多地使用了佛道教的词汇，而忽视了原有的词汇和语言。而景教的这种做法恰恰是“圣必因时”和“为人民翻译”原则的体现。因此，仅从翻译本身而言，直译派和意译派的争论还在翻译实践中有着重要的意义。但从诠释上来看，“圣必因时”原则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我们应该用自己的语言来对西方理论做出诠释。

最后，李秋零教授认为，我们除了要思考中国化问题外，还要思考“化中国”的问题。我们一方面要以自己为主体，以外来宗教为客体，另一方面也要以对方为主体，积极吸取他人的优秀文化来丰富自己的文化。

张雪松老师随后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首先，张雪松老师认为，张教授的研究给我们带来了不同的视角。张教授对道安的研究背后有对基督教中国化，特别是当代基督教神学建设的思考。而这便引出一个重要的问题：汉译经典对民族语言的发展有怎样的影响，例如，圣经和合本的翻译对中国白话文运动的影响在当今就有很多研究。道安的翻译对中国语言是不是也有重要影响呢？这是当今佛教研究者所缺乏的视角。在此意义上，张雪松老师指出道安研究具有跨学科的意义。

其次，张雪松老师从中西文化经典观的角度来评价张教授的研究。新教的经典观是人人皆可为祭司，因此每个人都必须依靠阅读圣经来读懂上帝之义。这是新教大众化的特点。这与中国的经典观有所差别。中国经典观的大众化有所不同，例如有些中国人不追求读懂《金刚经》，而是认为念《金刚经》就有治病的作用，就是说，中国人的经典信仰有时候不需要通过阅读经典来理解经典。道安的翻译模式是宗教中国化方式的一个重要代表，另外还有惠能“不立文字”的模式。

最后，张雪松老师谈到了直译的问题。藏传佛教就有非常典型的直译特点。张老师认为，未来翻译软件的发展或许将使直译变得非常容易，那么凸显中国智慧的这种大众化翻译可能是更重要的一种模式了。

参加讨论的唐晓峰研究员向张志刚提问：近来教界和学界都在炒作新的圣经翻译工作，但无论圣经翻译的大众化做得多好，教界也不一定接受，政府也不一定允许出版。如果谈中国化这个问题，这种大众化是最基础的一方面，也是最底层、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但在文本互译诠释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还有一些更立体的元素要考虑？张志刚教授回答说：我认为经典翻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话题。尤其像天主教、基督教的经典翻译往往要求权威性。而这种权威性来自不同方面。例如天主教有专门设立的委员会来负责经典的翻译和解释。总的来说，我认为经典的翻译是不可轻动的。因为它有权威性的要求，也有复杂的历史因素。

有线上参加讨论的网友提问：请问古今都有中国化问题，两者是否具有政治意识形态的区别？张志刚教授回答说：如果有兴趣，可以搜下我之前发表在网上的一篇文章《“宗教中国化”义理沉思》。在那篇文章的第一部分，我试图论证宗教中国化符合世界宗教史所揭示的宗教生存发展需要。世界宗教在千百年里之所以得以流传，一个基本原因就是它们都能适应不同文化、民族与国家。这是世界宗教具有的普遍性。不同宗教在不同国家都和不同的文化、社会等方面产生互动作用。这是一种共相。这种共相具体到中国的背景中就是中国化。我倾向于在讨论学术问题时，包括宗教中国化，淡化政治意识形态色彩，多从学术文化的角度来谈。

也有网友提问：宗教中国化的核心是什么？文化融合、社会适应、政治认同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张志刚教授回答说：我个人把文化认同问题放在第一位。国际学界一般认为，对一个民族国家和社会来说，最高的认同是文化认同。只有在这一点上达成基本的共识，我们才能讨论社会适应和政治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