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13日，我所张文良教授应邀在中央民族大学举办学术讲座，讲座题目为“千年疑案有了最终答案？——大竹晋关于《大乘起信论》真伪的最新研究”。
2017年12月13日，中国人民大学张文良教授应中央民族大学东亚佛教研究中心之邀请，在中央民族大学文华楼1326会议室进行了题为“千年疑案有了最终答案？——大竹晋关于《大乘起信论》真伪的最新研究”的讲座。讲座主持人是中央民族大学刘成有教授。当晚不避严寒前来聆听交流的学者和同学们有30余人。
张文良教授首先介绍了大竹晋其人、在日本学界的传承与影响，以及他最近规划的南北朝佛教研究三部曲：《元魏汉译世亲释经论群的研究》、《大乘起信论成立问题研究》（前两部已出版）、《菩提流支研究》（待刊）。认为大竹晋的研究比较扎实，他从2002年开始一直关注《大乘起信论》问题，这本《大乘起信论成立问题研究》是他相关研究的集大成、综合的研究成果。
自隋代第一部众经目录《法经录》把《起信论》列入“众经疑惑部”以来，《大乘起信论》的真伪问题就成为了千年疑案。近代以来，随着实证主义方法在佛教领域的兴起，望月信亨于1919年发表论文，提出“《起信论》中国撰述说”，断定其作者为中国的摄论师，作论的目的在于调和摄论与地论关于阿赖耶识染净之争。此后，宇井伯寿、平川彰、柏木弘雄、高崎直道、竹村牧男等著书参与相关讨论。
书中就与《起信论》成立有关的问题、考察真伪问题的新材料、《起信论》的素材、与昙林著作之间的关系、菩提流支著作及讲义录等问题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详尽的论证，认为：1、《起信论》的素材来源很多，包括译经、伪经、伪论，也包括讲义录。2、关联最多的是菩提流支的译经，在思想上与菩提流支的著作和讲义录关系最密切。3、在表达方式上，与昙林的文章最类似。关于《起信论》中所见北朝佛教说，以及《起信论》中不符合之前佛教经论原意的有意无意地误读“奇说”，是书中着力的问题之一，为学术界提供了关于《起信论》研究的大量素材和资料。
书中关于《起信论》的成立与流传，达成了如下的结论，也就是《起信论》千年疑案的答案是：一、成立。由于《起信论》参考了般若流支（翻译时期538-543）的译经，故上限是543年；公元550年至590年，北朝的翻译事业完全处于停顿状态，地论宗形成于这一时期。由于《起信论》中没有发现地论宗的思想，所以《起信论》出现的下限当在于549年。二、流传。真谛的《九识章》和《仁王般若疏》中出现了“本觉”概念，而《历代三宝记》记载真谛上述著作成立于549年，由此判断，《起信论》成立不久，就传到南朝，并被真谛三藏本人所重视。《历代三宝记》记载真谛550年作《起信论疏》，此疏可能与《仁王般若波罗蜜经疏》（《仁王般若波罗蜜经》系伪经，撰于北朝）是同一时期的作品。
在演讲的最后，张文良教授强调：《起信论》千年疑案在大竹晋这里给出的并不一定是最终答案；并且，更为重要的，真伪问题只是《起信论》很小的问题，重要的是通过《起信论》的真伪及相关问题研究，来分析《起信论》在中国佛教思想发展史上的贡献，而大竹晋的研究在这方面还比较薄弱。即便《起信论》文本是伪的，它在中国佛教史上的作用是真的。我们对《起信论》的研究还很不够，还需要进一步的深入和加强。
张文良教授精彩的演讲和穿插其中的妙语连珠引起了在场师生的极大兴趣，大家纷纷加入到提问和讨论的环节之中，中央民族大学孙悟湖教授就《起信论》的历史地位以及引入境界论来重新思考《起信论》等问题与张文良教授展开了热烈和多回合的讨论。
主持人中央民族大学东亚佛教研究中心主任刘成有教授高度赞扬了张文良教授翻译的贡献。他指出：《起信论》是东亚佛教研究中心持续关注的话题，大竹晋的研究成果非常重要，在日本出版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由张文良教授介绍给大家，使我们对于《起信论》的研究能与日本学术界同步，张文良教授功莫大焉。
相关报道见：http://iwr.cass.cn/xw/201712/t20171219_3785125.shtml。
张文良教授：“千年疑案有了最终答案——大竹晋关于《大乘起信论》真伪的最新研究”
2017年12月19日 中国宗教学术网
讲座现场
2017年12月13日，中国人民大学张文良教授应中央民族大学东亚佛教研究中心之邀请，在中央民族大学文华楼1326会议室进行了题为“千年疑案有了最终答案？——大竹晋关于《大乘起信论》真伪的最新研究”的讲座。讲座主持人是中央民族大学刘成有教授。当晚不避严寒前来聆听交流的学者和同学们有30余人。
张文良教授首先介绍了大竹晋其人、在日本学界的传承与影响，以及他最近规划的南北朝佛教研究三部曲：《元魏汉译世亲释经论群的研究》、《大乘起信论成立问题研究》（前两部已出版）、《菩提流支研究》（待刊）。认为大竹晋的研究比较扎实，他从2002年开始一直关注《大乘起信论》问题，这本《大乘起信论成立问题研究》是他相关研究的集大成、综合的研究成果。
自隋代第一部众经目录《法经录》把《起信论》列入“众经疑惑部”以来，《大乘起信论》的真伪问题就成为了千年疑案。近代以来，随着实证主义方法在佛教领域的兴起，望月信亨于1919年发表论文，提出“《起信论》中国撰述说”，断定其作者为中国的摄论师，作论的目的在于调和摄论与地论关于阿赖耶识染净之争。此后，宇井伯寿、平川彰、柏木弘雄、高崎直道、竹村牧男等著书参与相关讨论。
书中就与《起信论》成立有关的问题、考察真伪问题的新材料、《起信论》的素材、与昙林著作之间的关系、菩提流支著作及讲义录等问题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详尽的论证，认为：1、《起信论》的素材来源很多，包括译经、伪经、伪论，也包括讲义录。2、关联最多的是菩提流支的译经，在思想上与菩提流支的著作和讲义录关系最密切。3、在表达方式上，与昙林的文章最类似。关于《起信论》中所见北朝佛教说，以及《起信论》中不符合之前佛教经论原意的有意无意地误读“奇说”，是书中着力的问题之一，为学术界提供了关于《起信论》研究的大量素材和资料。
书中关于《起信论》的成立与流传，达成了如下的结论，也就是《起信论》千年疑案的答案是：一、成立。由于《起信论》参考了般若流支（翻译时期538-543）的译经，故上限是543年；公元550年至590年，北朝的翻译事业完全处于停顿状态，地论宗形成于这一时期。由于《起信论》中没有发现地论宗的思想，所以《起信论》出现的下限当在于549年。二、流传。真谛的《九识章》和《仁王般若疏》中出现了“本觉”概念，而《历代三宝记》记载真谛上述著作成立于549年，由此判断，《起信论》成立不久，就传到南朝，并被真谛三藏本人所重视。《历代三宝记》记载真谛550年作《起信论疏》，此疏可能与《仁王般若波罗蜜经疏》（《仁王般若波罗蜜经》系伪经，撰于北朝）是同一时期的作品。
在演讲的最后，张文良教授强调：《起信论》千年疑案在大竹晋这里给出的并不一定是最终答案；并且，更为重要的，真伪问题只是《起信论》很小的问题，重要的是通过《起信论》的真伪及相关问题研究，来分析《起信论》在中国佛教思想发展史上的贡献，而大竹晋的研究在这方面还比较薄弱。即便《起信论》文本是伪的，它在中国佛教史上的作用是真的。我们对《起信论》的研究还很不够，还需要进一步的深入和加强。
张文良教授精彩的演讲和穿插其中的妙语连珠引起了在场师生的极大兴趣，大家纷纷加入到提问和讨论的环节之中，中央民族大学孙悟湖教授就《起信论》的历史地位以及引入境界论来重新思考《起信论》等问题与张文良教授展开了热烈和多回合的讨论。
主持人中央民族大学东亚佛教研究中心主任刘成有教授高度赞扬了张文良教授翻译的贡献。他指出：《起信论》是东亚佛教研究中心持续关注的话题，大竹晋的研究成果非常重要，在日本出版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由张文良教授介绍给大家，使我们对于《起信论》的研究能与日本学术界同步，张文良教授功莫大焉。（文：东亚佛教研究中心）
（来源：佛教在线网）
（编辑：霍群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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