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4日,应我所惟善副教授邀请,牛津大学印度学研究中心甘立夫(Kenneth R. Valpey)研究员来我所作学术讲座,讲座题目是《菩提达磨的<入道四行观>与<薄伽梵歌>:以印度教毗湿奴派的视角看禅宗》。
讲座由惟善副教授主持,参加讲座的除了我校宗教学专业的师生外,还有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对印度宗教及禅宗感兴趣的同学。
讲座中,甘教授运用了比较宗教学的研究方法、将菩提达磨的《入道四行观》与《薄伽梵歌》两个文本的禅修内容做了比较,论述它们之间的思想有很多相互交涉的地方。在谈到比较宗教学的研究方法时,他生动地列举了苹果与桔子的比较关系,它们都属于水果,有其共同的特征,但又有各自的特色,因此分别叫不同的名字让我们加以区分。同样,印度教毗湿奴派(Vaishnava Hinduism)和印度佛教等虽有自己的教义、自己的信众以及各自的文化,但它们都是印度宗教的一部分,共同构成了印度宗教文化的有机整体。因此,他强调,作为学术研究工作者,我们要用一种客观的态度来对比研究印度的宗教。
甘教授之所以将《薄伽梵歌》与佛教加以对比,他认为《薄伽梵歌》在印度教文化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并在一些篇章中明显提到了佛教,比如“涅槃”和“般若”这些佛教经典中专用词汇。但是,当时众多群体都在以各种方式互相影响,“佛教”与“印度教”这两个词也是后来才出现,特指这两个群体,他们互相影响包括了竞争、结合、交换,甚至在直接影响或“借鉴”的情况下独自平行发展。
甘教授简单地介绍了《薄伽梵歌》的历史发展和主要内容,并从中找出与菩提达磨的四行(报冤行、随缘行、无所求行和称法行)的相似思想和观点。通过比较看到菩提达磨的思想与奎师那(Krishna,译为黑天)的教导有高度和谐一致的地方,而奎师那除了强调抛弃世俗之外,还宣扬将有限的我与无限的我连接在一起。在印度教毗湿奴派看来,禅宗修行没有明确指出一个更高的自我(无限的我)作为所依的对象。菩提达磨在这一篇章的末尾暗示了人格主义——人格与绝对真理是密不可分,即修行入定的结果之一是利他,正如《薄伽梵歌》和其他绝大多数印度教毗湿奴派典籍中明确肯定的,人格性是个人最本质的属性。在印度教毗湿奴派里,要想觉悟最终真理,就不能消除最终的个体性,个体性的消除不仅是不幸的,更是对最终真理的削减。这种认识上的不同是由于不同的文化中的修行者的视角不同。
如果要做进一步比较,需要从这两个传统中选择更多有关禅修的文献进行对比,这样才能获得更加明确的比较结果,当然,两者的分歧也会显而易见。根据传说,在菩提达磨圆寂之后,有人见到他行走在从中国返回印度的路上,返回他的故乡。我们可以设想,这个故事其实代表了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的认同,正如来自印度的菩提达磨开创了中国禅宗,也许这也意味着印度和中国的禅修传统同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让我们不由得进一步去探索这两个日益丰富的文化的深厚关系。
甘教授是香港中文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印度研究中教授,一直从事印度宗教研究工作数十年,在该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甘教授用诙谐幽默的语言赢得了大家热烈的掌声,并诚恳地回答了听众们提出的相关问题。据了解,甘教授在此次的专题演讲之外,还先后被邀请到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高校巡回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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