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13—14日，我所何光沪教授出席香港中文大学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举办的“宗教与中国社会六十年：回顾与展望”圆桌会议，并以“中国宗教学研究”为题发表演讲。
该圆桌会议广邀港、台及内地学者，共同回顾了几十年来的中国宗教学发展概况。
首节主题“中国宗教与社会发展”，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主讲，探讨“中国宗教理解的难度与希望”。他提出近代中国宗教有两大巨变，分别发生在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皇朝，及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前者是“反封建”运动，后者是“反帝殖”运动。卓新平认为，举凡世界各地其他民族，甚或我国1911年前，亦无所谓“宗教理解难题”。辛亥革命后，知识分子普遍对宗教存在误解，例如认为宗教是有问题的人群的心灵归宿，甚至直接认为宗教的本质是落后的，简单地否定了宗教的积极作用。这种误解导致了后来中国宗教理解的难度。
次节“中国宗教生态与宗教市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高师宁以“从观点到现实”为题，就“宗教生态论”与“宗教市场论”的理论作出梳理。她认为，“宗教生态论”本身是不成道理的，而“宗教市场论”则要考虑到中国并没有像美国一样的公共宗教空间，民众也没有像美国人一样把宗教视作精神必需品，凡此种种均足以证明中国并不存在宗教市场。她补充指出，中国宗教研究的弱点在于缺乏一般事实，如数据、证据的掌握，总是贸然得出结论。这种脱离现实的学风，其本身所反映的，更多是宗教学术话语权处于失衡的表现。
第三节题为“中国宗教与中外关系”，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徐以骅教授针对“信仰中国”概念的兴起、论述与引申价值，作出综合的探讨。他认为，在美国，由于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特殊作用，有关中国信仰状况的问题一直成为极具政治性解读的公共话语题材。海外媒体基于个别信仰处境，也往往把“红色中国”诠释为无神论中国，既否定了内地信仰者的努力，也割裂了海外华人对中国大陆的认同感。徐以骅引用杜维明“文化中国”论，提出这一现象可以透过“信仰中国”的观念来逆转。
第四节“中国宗教学研究”，由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何光沪教授主讲，回顾与展望中国宗教学研究。他借用“从凤凰涅槃到凤凰共舞”，勾勒上世纪至本世纪的中国宗教学发展境况。他认为中国宗教学的学者应该有选择的自由，解放自己的思想，把宗教从“人民鸦片”正确诠释成“人民文化”，从批判转化为客观研究，从消极理解走向积极认识。他批评当下的宗教学研究困境，在于观念混乱（诸如儒学与儒教的归类），方法缺失（比如宗教心理学或宗教社会学等进路的贫乏），理论误区（例如中西二元对立或对抗的思维）。何光沪寄语中国宗教学同仁，从事研究的时候有必要采纳跨学科、对话性的方法，犹如凤凰合璧：前者象征人文学科的宗教研究，振翅高飞；后者象征社会科学的宗教研究，脚踏实地。
第五节是台湾政治大学宗教研究所蔡彦仁教授描述台湾地区宗教研究的主题、方法与成果评估。报告内容基于蔡彦仁及其团队于2008年11月至2011年12月的全台湾代表性样本计划，调查经由随机抽样，旨在为学界提供分析台湾宗教经验的地方素材，并建立数据库与其他国家进行交流，达到比较研究及与国际接轨的目的。
第六节是“中国宗教与法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澎发表题目为“解决中国宗教问题要靠法治”的演讲。他指出中国宗教的问题，并非“有没有”而是“有什么”的讨论。政府关注4个方面的宗教状况：佛教、道教方面，管理混乱，借教敛财，私建庙宇的情况时有发生；伊斯兰教、藏传佛教方面，既复杂又敏感；天主教、基督教方面，主要有敌对势力的渗透问题；民间宗教方面，牵涉权利分配，社会管理与地方秩序。其中的佛教、道教、民间宗教，并非政治问题，而伊斯兰教、藏传佛教、天主教、基督教等，则有政治因素，分别影响对内及对外关系。站在法制的角度，宗教问题的关注点有几个，均与宗教团体社会活动的合法性有关，例如财务及人事的自主权、慈善事项的途径等。凡此种种皆指向中国宗教法规的历史问题。
第七节“香港的宗教与社会”，由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龚立人副教授主讲，讲题为“宗教、社会政策与香港宗教非政府组织”。他的研究旨趣在于透过了解不同宗教背景的非政府组织的出现对香港社会的发展影响，并藉此提出内地社会改进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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