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隋唐五代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作者： 张国刚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3-10-03 11:37:53

  总结本世纪20世纪中国隋唐五代史，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它既需要有高屋建瓴的宏观把握，又需要能具体地点出各研究领域的代表性作品和前沿性的问题。我主编的《隋唐五代史研究概述》（天津教育出版社，1996年）曾经以近百万字的篇幅对本世纪以来隋唐五代史研究史做了一个基本的描述。而目前唐史学界更组织了一大批力量进行世纪性的全面总结。限于学历与篇幅本文只是就近百年来中国学术界对这段历史研究情况做一简单的回顾。

一 概观

尽管人类编年符号的更替并不一定与学术发展的规律同步，但是20世纪确实是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学术知识体系建立与发展的时代。运用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和视野去整理国故，是五四以后学术发展的主流。其主要特征不外乎陈寅恪所概括的“二重证据法”：“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

就隋唐五代史断代研究而言，本世纪初叶仍然带有比较明显的旧的时代特征。据统计，1900-49年发表的隋唐五代史论文约1100篇，著作不下150种。前30年内发表的论文不多，主要是考证性文字。其中史籍考订41篇，其他考证文章24篇，论述性文章仅8篇。人物研究的文章涉及近150人，绝大多数为文学人物，政治、学术人物仅10%。最能体现这个时期的时代特色的是西域考古学论文。黄文弼、向觉明（达）等介绍了西域考古的新收获；罗振玉、蒋斧、王仁俊、刘复等刊行了敦煌残卷；韩儒林翻译介绍了西方学者对突厥三碑的研究成果。1937年以前，主要局限在考史、补史方面，包括运用新材料如西域出土文献所做的考订。30年代起，以陈寅恪为代表的一些唐史学者，运用西方新的理论学说，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使唐史研究出现了别开生面的格局。

无论从哪方面看，30-40年代的隋唐五代史研究都取得了很大成绩，是20世纪隋唐五代史研究的第一个高峰。社会经济史和财政史的研究出现了崭新的局面，代表性的著作是鞠清远《唐宋官私工业》（上海新生命书局，1934）以及他与陶希圣合著的《唐代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35）等。代表性的论文有叶芷荪“隋唐经济史研究”（《中国经济》第2卷，1934）、吕振羽“隋唐五代经济概论”（《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2卷第4期，1935）等。《唐代经济史》以其新的学术视野和问题意识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当时重要的报刊如《天津益世报读书周刊》、《中国社会经济集刊》等都发表了书评。《食货》双周刊在1933年创刊后发表了许多关于唐代经济史和财政史方面的论文。该刊发起了唐代经济史讨论，将论文汇编成集出版；也翻译和介绍了不少日本学者的经济史著作。从此以后，租庸调、两税法、均田、庄园、漕运、邸店、盐铁、茶税、钱荒等成为中国学者研究唐代经济史、财政史经常涉及的课题。

在政治制度与法律制度史方面，陈寅恪“元白诗中俸钱问题”（《清华学报》10/4，1935）、刘樊《五代的幕府》（《食货》5/1，1937）、桑伯华《汉唐间地方行政区分的演变》（《天津益世报·食货》27，1937/6/8）是比较早的论文。抗日战争以前对于隋唐五代重大政治事件、政治思想和重要军政人物的研究成果并不突出。少数评点式的论文仍然可以见到，如马其昶“唐代藩镇论”（《民彝》1/4，1927）。但是大多数成果都是考证性的文字或史料编纂性质的作品，如孙诒让“唐静海军考”（《国粹学报》5/9，1909）、吴廷燮“唐方镇年表”（连载于1930-1931年的《东北丛镌》）等。这些都仍然反映了传统的研究方式。这个时期比较引人注目的讨论是刘盼遂、朱希祖、陈寅恪等人关于李唐先世氏族的研究。陈寅恪关于李唐氏族的意见，后来在40年代出版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有集中的体现。在社会史研究方面，30年代广义的社会史内容很丰富，除了社会生活、风俗习惯外，还包括妇女、婚姻、家庭、宗族和社会制度等方面。董家遵“唐代婚姻制度”（《现代史学》1/1-2，1933）、黄现璠“唐代之贱民阶级”（《师大月刊》13，1934）等等是其时的代表作。

本世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前期是中国隋唐五代史研究的第二个高潮，其主要标志是出版了多部断代史作品，从1955-1965年10年间出版了杨志玖《隋唐五代史纲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吴枫《隋唐五代史》（人民出版社，1957）、岑仲勉《隋唐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上海中华书局，1959）、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三联书店，1961）、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第一、二两册（人民出版社，1965）。显然，这对于隋唐五代史学科体系的建设，对于促进隋唐五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都亥生了积极的作用。这些断代史著作的内容和体例各有特色。岑著《隋唐史》基本上是札记性质，吕著《隋唐五代史》则以史料丰富见长，这两位史学家都属于三十年代就发表作品的本世纪的第一代唐史学者，其著述体例或语言风格，都比较多地保留了传统方式，因此迄今的重版和再版，是对其学术价值而不是对其断代史编著体例的肯定。范著作为通史中的一个部分姑且不论，其他几部断代史基本属于大学教材性质，它们开创的这种主要从经济、政治、文化和农民战争几大板块来介绍一个断代的历史，比较容易吸收五十年代流行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在当时起了很好的作用，但是，这样写出的断代史成为模式之后，便很难容纳社会史、历史人物的活动和典章制度等内容，随着研究的深入，其缺陷便日益暴露出来。从这个角度说，不久前完成的白寿彝《中国通史》就是试图纠正这一偏向。
     “文革”前隋唐五代史研究也受到“五朵金花”讨论的影响，主要是关于土地所有制的讨论和农民起义问题的讨论。学者们认真地翻检了马克思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来探讨均田制究竟是什么性质？如果是国有土地所有制，是否排除了地主土地私有制？如果不废除地主土地私有制，它到底真正实行了没有？隋末农民大起义和唐末王仙芝、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在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人们认为中国古代农民战争提出的口号具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相信农民起义用暴力手段从肉体上消灭了一大批官僚地主以后，便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劈了道路。因此，人们开展了对隋唐五代时期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提出的口号或者称号的研究。对于唐太宗李世民时代的“贞观之治”，也有学者从隋末农民起义给统治者的教训，统治者被迫采取“让步政策”去进行说明。

70年代末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也是我国隋唐五代史研究飞速发展的第三个阶段。

“文革”后的最初几年，史学界拨乱反正，致力于清除极“左”路线思潮影响。隋唐五代史研究领域，也在反思“影射史学”中的武则天研究，清理批儒评法中对隋唐历史人物的评价。许多学者出于补偿心理，埋头致力于具体历史课题的研究，史学的反思停留在对“文革”史学的批判的表面层次。由于“文革”前唐史研究在浮泛的概念层次上的讨论居多，沉潜的实证研究开展不足，也给历史研究工作者留下了很大的空白。制度史的钩沉索隐，政治史的探幽发覆，经济史的推陈出新，社会史的异军突起，文化史的别开生面，在在都显示出80年代以来隋唐五代史学界的活跃局面。敦煌吐鲁番研究吸引了相当一批优秀的唐史研究者。从个别文书的校录、考释，到文书涉及的历史问题的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最需要实证、需要细密工夫，它与唐史研究互相借重，相得益彰。

比较重要的断代史著作有章群的《唐史》（1958，1980）三卷，以叙事详实受到称道。王寿南《隋唐史》（1989）为台湾地区的大专教材。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1990）有110多万字，非常详尽地叙述了这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基本历史事实，于文化部分着墨较多。最近完成的白寿彝主编的12卷本《中国通史》隋唐五代部分篇幅更大，而且采取了综述、典制、传记的新体例，但各部分水平参差不齐。武汉大学3-9世纪研究所主编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出版了18辑，始终保持着以考证资料、疏释史实为主的办刊风格。史念海主编的《唐史论丛》已经出版了七辑。新江主编《唐研究》已经出版六卷，并以其严整的学术规范受到学术界好评。大陆、台湾、香港编辑的有关唐史的会议论文集有多种。《唐研究基金会丛书》截止2000年也已经出书15种。台北文津出版社推出了数十种大陆学者唐史方面的博士论文和学术专著。
    相对唐史而言，隋代史和五代史的研究成果要少多了。隋代断代史目前还只有韩国磐《隋朝史略》（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和金宝详等的《隋史新探》（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后者带有专题研究的性质。五代史方面有陶懋炳《五代史略》（人民出版社，1985）、郑学檬《五代十国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前者概述了这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基本历史事实，后者则带专题性质。国别史著作有杨伟立《前蜀后蜀史》（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任爽《南唐史》（东北师大出版社，1993）、诸葛计与银玉珍合撰《吴越史事编年》（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

隋唐五代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把握和认识它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处的地位和阶段。

中外史学界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唐代或者说唐宋之际中国社会曾经发生了重要变革。大多数意见认为，唐代经济、政治、军事及文化方面发生的重大变化，是中国封建社会从前期向后期转变的标志。王仲荦《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均持此看法。也有人把这种变革放在唐宋之际。个别学者否认唐宋之际变革说，却又肯定陈寅恪《论韩愈》中说的唐代前期结束了南北朝相承的旧局面，唐代后期开启了赵宋的新局面的看法。前两种观点虽然有细微的差别，但如果把唐代后期的变化看成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则基本上是一致的。

问题是怎样来看待唐代前后期或者说唐宋之际的变化，其主要表征是什么？金宝祥反对“把均田制的破坏作为划分唐代历史前后两个不同阶段的唯一标志”，认为决定这一变革的，“是世族所有制的瓦解，而不是均田制的破坏”，“唐初以至开天之际的主要历史内容正是世族地主所有制向庶族地主所有制的转化”。金先生的主要立论根据是世族地主的庄园制才是主要的土地所有制的形式，不应该过多地重视均田制。前引胡如雷、侯外庐的论文则着重从农民起义口号上去分析“唐中叶以前和以后有着鲜明的不同点”，认为前一时期“主要表现在反徭役并争取人身权方面”，后一时期则主要表现在“分产均产方面”。而其背后的根本原因则是由于“中唐以后，中国封建社会已进入后期”，生产力提高了，土地所有权形式和土地占有关系以及地租形态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并且因而引起封建制社会内部上层建筑的变化，如九等户等级制代替了九品制等。唐长孺及其弟子牟发松教授突出地强调唐朝的南朝化倾向，认为：“唐代经济、政治、军事以及文化诸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它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的转变。但这些变化，或者说这些变化中的最重要部分，乃是东晋南朝的继承，我们姑且称之为‘南朝化’”。具体说来，“是指十六国北朝以来逐步形成、后来为隋唐所继承的一些有别于东晋南朝的制度因素随着唐代社会的变化渐次消失”。这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已越过北朝的迂回而重新回到魏晋南朝以来的正常发展轨道。对于中古历史的这种理解，既表明了中唐前后历史发展的衔接性和连接性，具有划阶段的重大意义，同时也说明了这种阶段仍然是封建社会内部发展阶段，是封建社会因素自然发展的结果。

二 经济史

以下各节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分别介绍。

鞠清远、陶希圣合作的《唐代经济史》虽然篇幅不大，但是对于经济史的许多细节问题也有精湛的论述，它提供了后来学者讨论唐代经济问题的基本范围，包括庄田、草市、行会、色役、资课、漕运、客户、邸店、柜坊、飞钱等等。李剑农《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9）是作者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史的“三部曲”中的第二部。该书论述了隋唐社会经济承继魏晋南北朝之后的发展与变化，但对鞠清远《唐代经济史》提出的许多具体课题，并没有进一步的发展。

50、60年代的经济史研究也受到学术界论战风气的影响。邓广铭《唐代租庸调法的研究》（《历史研究》1954-4）提出了均田制未曾认真实行，在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邓氏否定均田制实行的重要根据之一是敦煌户籍中各户已受田数远低于应受田数，而且两者的比例又各不相同。说明所谓均田令只是一纸空文。韩国磐、胡如雷、乌廷玉等则提出反对看法，其强有力的论据之一正是敦煌户籍中既然写明已受田、应受田和未受田，而且符合均田令的数额规定，就说明均田制曾被推行，只是受田不足而已。于是，围绕着均田制是否实行和均田的土地所有制性质，从1955年开始在《历史研究》等报刊上展开了热烈讨论。

80年代以来关于均田制的研究又有了新进展。宋家钰的有关论文及专著《唐朝户籍法与均田制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通过对户籍法的研究发现均田令实际上是国家关于土地占有最高限额的规定，户籍上的已受田就是来自祖业的私田，它们被划分为口分田与永业田，是为了按照田令审查民户土地的继承和转让的合法性，性质上都是私田。王永兴《论唐代的均田制》（《北京大学学报》1987-2）及有关论文也认为均田制是国家对私田的管理制度。他的《关于唐代均田制中给田问题的探讨》（《中国史研究》1986-1）提出了冬季授田主要给欠地丁的问题。从一个方面坐实了均田令的实施和土地授受问题。杨际平《均田制新探》（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肯定均田制的国有土地性质，但是他通过对四至和自田的考察，认为永业、口分田之外仍然存在私田。武建国《均田制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提出均田制下的永业田和口分田具有国有和私有两重性质的看法，认为封建国家对于民户土地的登记即所谓簿籍授受也体现了国家对于土地的某种所有制关系。宁波天一阁藏宋《天圣令》发现后，戴建国就已佚唐《开元二十五年令》中的田令进行了专门研究（《唐〈开元二十五年令〉研究》，《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对传世的唐令可以作多方面的补正。

邓广铭《唐宋庄园制度质疑》（《历史研究》1963-6）反对把唐宋的庄园比附成比较独立的经济共同体的看法，这实际上是进一步发挥了陶希圣、鞠清远《唐代经济史》中关于唐代庄园只是一处地段的观点。韩国磐等则持相反观点。讨论一直继续到“文革”以后，1979年吴泰发表《论唐宋文献中的“庄园”》（《历史学》1979-4）基本上对这个问题做了总结，即唐代的庄园不同于欧洲中世纪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共同体。

在唐代土地制度的讨论中，也涉及到一些十分具体的问题。如敦煌户籍中的“四至”和自田的性质问题，韩国磐认为自田既然写在户籍的四至中，就不会是政府不知的私田；侯绍庄、胡如雷、杨际平都认为自田就是私田；张维训则提出自田包括均田和私田，但是自田的增多反映了籍外私田的发展趋势。又如吐鲁番文书中的部田和常田问题，国内学者大体有三种看法，即认为部田是休耕之田，部田是瘠薄之田，部田是部内之田。有关论文在此不具引。

研究中还涉及到职田、屯田和营田问题。一般不认为它是均田制的组成部分，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把职田作为官府财政问题来处理。屯田和营田是唐代官府土地经营方式。黄正建《唐代前期的屯田》（《人文杂志》1985-3）、《唐代后期的屯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4）在六十年代郑学檬、乌廷玉有关论文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论述。关于租佃制的问题，沙知《吐鲁番佃人文书里的唐代租佃关系》（《历史研究》1963-1）通过对佃人文书的统计分析，得出自耕小农私田出租多于官田出租的结论，不同意韩国磐官田出租较私田为多的看法。唐耕耦进一步探讨了租佃关系的多样性（《关于唐代租佃制的若干问题》，《历史论丛》5，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冻国栋《唐代的小农经济与经营方式管见》（《中国前近代史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认为唐代的小农经济经历了一个从自耕农经济向佃农经济变化的过程，中国封建社会也随着而由前期向后期转化。

农业的研究涉及到垦田面积、粮食产量、水利工程、耕作技术和作物种植与栽培等问题。汪篯估算出唐代实际耕地面积在800~850万顷（《汪篯隋唐史论稿》）。胡戟研究唐代粮食产量后认为平均亩产为一石。李伯重在《唐代江南的农业发展》（农业出版社，1990）及有关论文中认为江南水稻产量约每亩三石，稻麦复种则达四石。学者们还论及隋唐时代的水稻产地、茶叶产地、丝织品及纺织品的地理分布问题。个别论文还讨论了唐代林业种植、渔业生产以及花卉业、蚕桑业、畜牧业和农民副业问题。利用敦煌文书和考古资料并结合文献记载研究区域经济特别是河西地区、敦煌地区、关中地区、江南地区和河北地区等经济生产的论著也很多。

手工业领域的重要著作，早期的有鞠清远《唐宋官私工业》（新生命书局，1934），近年有张泽咸《唐代工商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魏明孔《隋唐五代手工业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等。鞠著一般地讨论“官工业的组织”、“私工业的组织”、“私工业成品销售方式及流动资本之考察”、“工业种类与地域生产”、“工业的行会”等问题；张著论述采掘与冶炼（包括探矿、选矿、矿冶、石油与天然气等）、铸铜、铁器制造、兵器制造、金银制造、建筑、造船、纺织（包括丝织、麻织、毛织、棉织）与印染、陶瓷、制茶、制盐、粮食加工（碾磑、酿酒、制糖）、漆器、制纸与印刷等十四个行业门类的生产状况，资料比较丰富。魏书的重点不在手工业的各个部门，而是着重研究了手工业的类型和管理体制和手工业者身份，手工业在南北经济中比重的变化，手工业与市场关系的变化和，手工业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以及与其时科学技术发明的关系。

赵丰《唐代丝绸与丝绸之路》（三秦出版社，1992）广泛搜集有关文献和考古资料，研究唐代丝绸的生产与产量、在经济中的地位，以及当时丝绸技术与品种工艺，建树颇多。卢华语《唐代桑蚕丝绸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侧重于讨论唐代蚕桑丝绸业的产地分布、丝绸的图案特色以及丝绸的用途等。杨远（台）《唐代的矿产》（台北，学生书局，1982）对于矿业生产与分布、陈衍德与杨权合著《唐代盐政》（三秦出版社，1990）对于盐业产地与制盐技术、陈明伟《唐宋饮食文化史》（台北，学生书局，1995）与黎虎《汉唐饮食文化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对于餐饮业及食品加工业都有详实的论述。季羡林的《糖史》及有关论文是制糖业研究的重要成果。一些论文还涉及造船业、航海业、酿酒业等。

商业与货币。三十年代陶希圣等已经发表过《唐代管理市的法令》、《五代的都市与商业》、《唐朝的货币》、《五代的货币》（均见1935-36年（《食货》）等论文。近年冻国栋的专著《唐代的商品经济与经营管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论述了商品与市场、流通与资本、管理与经营等商业问题。前举张泽咸《唐代工商业》介绍了国内商业、边境互市和对外贸易三种商业类别。货币金融的研究集中在钱货兼行、估法（虚估与实估）、除陌钱、飞钱、公廨本钱等。重要论文有李埏《略论唐代的“钱币兼行”》（《历史研究》1961-1）分析了唐代绢帛与铜钱同时流通的原因；卢向前《唐前期估法研究》（《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指出时估的制定及其对民间交易的约束作用；李锦绣《唐代后期的虚钱实钱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989-2）认为唐代后期的虚估是企图挽留实物货币的措施；陈明光《唐代“除陌”释论》（《中国史研究》1984-4）指出“除陌”不仅是交易税，还是一种货币支付方式，即中央政府财政支付中每贯扣除若干钱；除陌也是一种流通方式，即铜钱在流通过程中不足一贯准许按照一贯使用。全汉升《唐代物价的变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1，1943）至今仍不失为重要论文。王仲荦《唐西陲物价考》（《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5，1992）鸠集了敦煌文书中关于生活价格的资料。

礼制研究。高明士在发表《从律令制度论隋代的立国政策》之后，又把《隋代的制礼作乐》作为隋代立国政策之二来探讨（分别见《唐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台北，1991；《隋唐史论集》，香港，1993）。姜伯勤《唐贞元、元和间礼的变迁》和《沙洲傩礼考》结合敦煌文书的研究，提出了唐代后期礼的日用化和世俗化的重要论点，这两篇文章的扩展，加上对《大唐开元礼》与敦煌书仪以及高昌祭礼的研究，构成了其专著《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中的《敦煌礼论》篇的主要内容。最近他又发表了《王涯与中唐时期的令与礼》（《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8）详细讨论了王涯对礼和令的改革，认为改革的失败象征着盛极一时的礼和令已经走向“后开元礼”和“后开元令”时期。刘俊文《唐律与礼的关系试析》、《唐律与礼的密切关系例述》为中国文化中的礼、法合一论提供进一步的具体论证（分别见《北京大学学报》1983-5、1984-5）。任爽《唐代礼制研究》（东北师大出版社，2000）论述了唐代吉凶兵嘉军五礼的一般内容。

五 社会史

社会史的研究经历了一个比较曲折的发展历程。30年代陶希圣、董家遵、陈鹏等就发表了不少研究唐代社会生活史的论著。50年代以后社会史研究论著是凤毛麟角。80年代以后才又东山在起。徐庭云《隋唐五代社会史》（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是此时期的综合性著作。

社会结构。黄现璠《唐代社会概略》（商务印书馆，1936）第一章“阶级”划分为“贱民”、“娼妓”、“劳动”、“贵族”、“坐食”，反映了30年代学者对社会结构的看法。韩国磐的长篇论文《隋唐五代时期的阶级分析》（《隋唐五代史论集》，三联书店，1979）就地主阶级、农民阶级和贱民等级的情况做了一般论述。张泽咸的专著《唐代阶级结构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参见刘健明书评，刊《唐研究》第4卷，1998）对唐代社会各阶级和阶层的状况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具体分析。他对衣冠户、寄庄户、客户有比较深入的研究，所提出的乡村上户、乡村次户与乡村下户等概念用以分析乡村社会构成具有新意。

对于社会各阶层的研究以对士族和庶族的研究最为充分。唐代士族研究中的分歧的主要症结是人们对于什么是士族、什么是唐代士族的理解有偏差。如果说唐代士族只是魏晋南北朝门阀士族的遗存，那么他们政治势力在总体上的衰落是客观存在的，即使有些家族通过科举制等保持了高官厚爵，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它的得官途径已不同于前。如果把唐太宗修《氏族志》和唐高宗、武后修《姓氏录》中的人物都算做唐代的士族，那么对于唐代士族的内涵、特征及其政治势力当然会有另外的估计。目前还没有详尽全面研究这一课题的专著，但毛汉光的系列论文及《中国中古社会史论》（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不仅从总体上讨论中国家族和士族的演变，而且对崔卢李郑王等山东大族著房问题和瑯琊王氏、兰陵萧氏、吴郡陆氏等展开了个案研究。宋德熹对关陇集团中的代北家族、卢建荣对彭城刘氏家族进行了探讨。最近大陆学者也陆续发表了对赵郡李氏、河东裴氏和北方张氏（吴郡、清河、范阳、敦煌）、城南杜氏（濮阳房）等著名家族的研究论文。这些个案研究无疑将深化人们对隋唐时代士族的认识。王晓丽《唐五代拟制血亲研究》（《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卷）第一次对唐五代时期拟制的血亲关系做了系统的讨论。

对于士人群体的研究也受到关注。严耕望《唐人习业山林寺院之风尚》（《唐史研究丛稿》，新亚研究所，1969）列举了二百余士人在山林寺院读书的事例（主要是中唐以后）。宋大川《略论唐代士人的隐居读书》（《史学月刊》1989-2）、任爽《唐代隐士流变略论》（《学习与探索》1991-6）、齐涛《唐代隐士略论》（《山东大学学报》1992-1）论述了唐代隐士行为模式的多元发展。王永平、郑学檬、魏良弢分别研究了隋、唐和五代时期江南的士人群体的文化特征及其与政治的关系。（王永平《隋代江南士人的沉浮》，《历史研究》1995-1；郑学檬《唐代江南文士群体初探》，《春史卞麟锡教授还历纪念唐史论丛》，1995；魏良弢《南唐士人》，《江苏社会科学》1995-5）
    关于农村劳动者。张泽咸《唐代阶级结构研究》中关于乡村次户、下户、自耕农、佃农和客户的论述仍然是我国学者最系统讨论农民的成果。张泽咸理解客户除了客籍户外，还有地主官僚的寄庄户，认为五代时期正式出现了主客对称的局面。唐长孺《唐代的客户》（《山居丛稿》，中华书局，1989）则基本将客户限定在客籍户的范围，认为两税法前，客户是浮寄户，两税法后，客户无论附籍与否，基本上都是无资即无地户，他们与其他贫人一起成为地主田庄上的合法的直接劳动者。但是一旦造籍入户，客户就成了土户。因此土客之分也就是土著与外来之分而非有产与无产之分。翁俊雄《唐后期民户大迁徙与两税法》（《历史研究》1994-3）则认为，唐代后期已经发生了土客对称的变化，客户指无地户，主户为有地户。

关于唐代商人阶层。研究者普遍注意到唐代后期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也有人指出其社会地位提高的有限性。姜伯勤《从判文看唐代市籍制的终结》（《历史研究》1990-3）从市籍制松弛的角度探讨了商人地位的变化问题。傅筑夫、姜伯勤讨论了唐代行会和行人问题，张弓研究了唐五代的商业活动中的中介者牙人。杨德泉《唐后期经济发展的特点和市民等级的成长》（《扬州师院学报》1959-3）试图从上中下三个经济层次来把握唐代城市市民阶层的构成及其特点。张泽咸《唐代城市构成的特点》（《社会科学战线》1991-2）主要从职业特点上来说明唐代城市居民的构成。

关于唐代工商业劳动者。唐长孺认为唐初沿袭过去的制度，手工工匠有番役制、世袭制和征发制。唐代后期人身依附关系不断减轻，纳资、和雇等新制度逐渐普遍化（《魏晋至隋唐官府作场及官府工程的工匠》（《魏晋南北朝论丛续编》，三联书店，1959）。魏明孔《浅论唐代官府工匠的身分变化》（《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4）侧重对官府工匠的身份、待遇及其变化的探讨。马德《敦煌工匠史料》（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分“研究篇”和“史料篇”，他辑录了25类工匠的史料及其不同的技术级别“都料”、“博士”、“师”、“匠”、“工”，对其身份和生活状况也做了论述。朱雷、程喜霖对吐鲁番文书中出现的农奴型“作人”和商业雇佣关系中的“作人”做了精审的研究（朱雷《论麴氏高昌时期的“作人”》，《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1983；程喜霖《唐代过所文书中所见的作人与雇主》，《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1990）
    关于唐代下层劳动者以对贱民的研究最有特色。部曲、客女、工户、乐户、官户、杂户、奴婢和寺观人户都有文章论列。部曲研究中的关键问题是对资料的理解，如《唐律疏议》中的关于部曲的条文是前朝的遗制，还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早期的说法一般认为部曲是人身关系很强的农奴，安史之乱后的私人武装也称部曲。后来的论文基本上认为唐代前后期部曲的身份和含义有所变化，即唐前期部曲也许有从事生产者，但身份不是农奴，唐代后期部曲大多指作战将帅的扈从。李靖莉《从吐鲁番文书看唐代西州部曲》（《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1期）从研究吐鲁番文书中的部曲得出结论说，在内地部曲逐渐绝迹时，西州却由于作人的转化和奴婢的放良而有相当的存在。朱雷《〈唐律疏议〉中有关“部曲”法律条文的现实意义》（《中国前近代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7）根据对吐鲁番文书的仔细探究，认为唐代部曲客女根据实际需要也会用于农业劳动；逐渐消亡中的部曲客女之所以仍然存在唐代法律条文中，是因为现实中有不少身份接近的贱口，仍需要继续按照前朝法律来比附处理。

研究者大都认为唐代“贱民”的人身依附关系随着纳资代役等的普遍推行逐渐趋于减轻或消失。关于奴婢问题，唐代奴婢究竟是奴隶制的残余，还是封建社会必然的现象？实际上不涉及对资料的理解，而是取决于对“理论”的接受。孟昭庚《唐代的奴仆问题》（《唐史研究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用“奴仆”的概念来说明唐代奴婢的性质，认为唐代奴婢有向佣仆过渡的趋向，达官贵人的佣仆有的实际上是党羽和鹰犬，不能以一般奴婢视之。李天石发现中唐以后奴婢出现了雇佣化的趋势，认为这是商品经济活跃和雇佣关系发展的结果（《试论唐宋时期奴婢的雇佣化趋势》，《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1993；《唐宋时期典身性质的变化及其意义》，《历史研究》1993-3）。至于寺观依附人户，早在三十年代何兹全就指出寺院领户具有农奴性质。这一基本看法迄今没有根本变化。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中华书局，1987）等研究成果使人们对于寺户、梁户的认识更加具体、系统和深化了。他还研究了寺户等向常住百姓的演变，认为这反映了寺户制度的衰落。张弓《南北朝隋唐寺观户阶层述略》（《中国史研究》1984-2）注意到中唐后以世袭贱口为基本成分的寺观依附阶层的没落时，大批良口却依附于寺院，他们即所谓“枝附”，认为枝附是晚唐社会特殊条件下产生的新的寺观依附人户。“博士”在敦煌文献中特指有技艺之人。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寺院中的博士》（《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2）认为敦煌寺院中的博士包括独立手工业者的雇匠和依附寺院的手工业者，后者包括寺户和常住百姓。谢重光《净人新探》（《社会科学战线》1991-2）讨论了这一用以指称寺院依附人户的外来名词伴随着佛教的中国化而逐渐消失的历史过程。
    关于僧尼的研究。郝春文的新著《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不仅论述了敦煌地区从俗人到僧人的过程和程序，而且详尽讨论了该地区僧尼生活方式、财产关系、宗教活动和收入以及僧尼的遗产处理和丧葬问题。但很少有论著专门从社会史角度研究道士和女冠的生活。

关于隋唐五代家庭的研究，30、40年代的论著大多从法学、社会学的角度立论。例如陈鹏（鲲化）是学法律出身，他的《唐宋时代家族共产制度与法律》（朝阳大学《法律评论》第12卷第1、2期，1934年1月）、《唐律继承法研究》（《法律评论》第15卷第3、4期，1947年7月）讨论了唐代家庭财产共有及继承问题的法律意义。近年邢铁《唐代的遗嘱继产问题》（《人文杂志》1994-5）、《唐宋时期的立嗣继产问题》（《河北师院学报》1994-3）考察了家庭财产继承的具体手续和程序。魏承思《唐代家庭结构初探》（《社会科学研究》1986年第2期）等论文认为简单个体家庭是唐代普遍的家庭结构。熊铁基《汉唐文化史》（湖南出版社，1992）也有一章专门概述家庭问题。冻国栋利用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比较细致地统计出唐代西州的家庭平均人口为4-5口，沙洲大约为5口左右，与内地差别不大（《唐代人口研究》第6章，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杨际平、郭锋、张和平合著的《五-十世纪敦煌的家庭与家族关系》（岳麓书社，1997）统计了敦煌文书中资料比较完整的126户家庭情况，得出核心家庭占52.4%，主干家庭占16.7%的结论。该书还对家庭的功能、家族生活及家庭与家族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婚姻关系的研究比较热门。陈鹏从30年代就开始撰著的《中国婚姻史稿》（中华书局，1990）定稿于1957年，基本依据文献资料讨论古代婚姻制度。董家遵的30年代在中山大学《社会研究季刊》等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论文研究唐代婚龄、离婚、收继婚等。赵守俨《唐代婚姻礼俗考》（《文史》第3辑，1963，收入《赵守俨文存》，中华书局，1998）、周一良《敦煌写本书仪中所见的唐代婚丧礼俗》（《文物》1985-7，收入《唐五代写本书仪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迄今仍然是研究唐代婚姻礼俗的重要论文。向淑云《唐代的婚姻制度与婚姻实态》（台北，商务印书馆，1991）、牛志平《唐代婚丧》（三秦出版社，1996）都用了约10万字的篇幅比较全面地介绍唐代婚姻关系中的各方面问题。牛志平的著作及有关论文还力图通过探讨唐人婚姻观念、心理和风气来挖掘唐代婚姻文化中深层社会因素。谭婵雪《敦煌婚姻文化》（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在汇录了敦煌婚姻关系文献与壁画的基础上，讨论了敦煌地区唐代婚姻制度、婚姻类型、婚姻仪式和生育与离异问题。

与婚姻相关的是唐代妇女的研究。高世瑜《唐代妇女》（三秦出版社，1988；日文版，岩波书店，1999）是目前为止第一部全面论述唐代妇女的专著。作者鸠集零散资料，对唐代各阶层妇女的基本面貌、生活状况和各方面的业绩，做了系统论述，揭示了唐代妇女的特殊风韵。赵超《从墓志看唐代的婚姻状况》（《中华文史论丛》，1987-1）利用墓志材料考述了唐代妇女的婚姻与社会生活。陈弱水《试探唐代妇女与本家的关系》（《史语所集刊》68/1，1997）利用墓志材料从一个独特的视角观察到唐代妇女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关系。张国刚《墓志所见唐代妇女生活探微》（《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卷）分析了有关唐代妇女婚龄、育龄、生育密度等方面的一些资料。

关于社会生活。早期关于社会生活史的论述主要有吕思勉《隋唐五代史》第十九章《隋唐五代人民生活》和傅乐成的论文《唐人生活》（《汉唐史论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近年出版的臧嵘、王宏凯的《中国隋唐五代习俗史》（人民出版社，1994）综合前人成果对这个时期的社会生活做了概括的介绍。李斌城、李锦绣、张泽咸、吴丽娱、冻国栋、黄正建合著的《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近50万言，是迄今最系统翔实的关于这一时期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和风俗礼仪等社会生活的著作，许多章节是作者专门研究成果。刘毅《唐三彩所展示的唐人社会生活探微》（《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卷）以唐代两京等地历年出土的三彩瓷器为基本资料，结合唐宋文献，勾勒了唐代服饰、宅园与家具、娱乐活动与丧葬制度等社会生活史内容。

黄正建《唐代衣食住行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及所发表的系列论文比较细致地考察了唐人日常物质生活的几个主要方面，内容大体与他执笔的《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有关部分相同。前举陈明、黎虎关于饮食文化史的著作外，王利华《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运用农学及营养学的相关知识，也讨论了魏晋隋唐间烹饪技术与饮食文化问题。近来这方面的论文还有杨希义《唐人饮食与饮食文化》（《周秦汉唐研究》1，三秦出版社，1998）、黄正建《韩愈日常生活研究》（《唐研究》第4卷，1998）等，后文通过韩愈展现了贞元长庆时期一个官僚士大夫生活水平和生活习俗的主要内容，是一个成功的个案研究。关于饮茶风气或者茶文化，韩金科等结合陶瓷茶具和法门寺文物发表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周峰《中国古代服饰参考资料（隋唐五代部分）》（北京燕山出版社，1987）把服饰风格分为隋-盛唐、中唐-五代两个不同的时期，介绍男女服饰的流行情况，并配有大量图录和文献资料。段文杰等根据敦煌壁画主要讨论了当时妇女的衣装和化妆的演变。孙机《中国古舆服论丛》（文物出版社，1993）分上下两篇，上篇的诸篇论文结合考古和文献资料讨论唐代的车马革带、幞头和妇女服饰等，下篇为《旧唐书·舆服志》、《新唐书·车服志》全文校释。
    居室与家用器具的研究由于资料的限制研究有一定的难度，有关论文大多依据于考古资料和壁画材料。李知宴关于唐三彩生活用具的研究（《唐三彩生活用具》，《文物》1986-6）、韩伟关于唐代金银器的研究（《海内外唐代金银器萃编》）都作出了重要成绩，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讨论了唐代金银器及其与西域地区的文化关系。
    关于社会组织与社区的研究涉及到庄园、社邑、寺院、行会、城市、市镇、乡村等问题。但是总体上说，从经济史、宗教史、历史地理的角度研究者居多，而把这些问题作为一个社会史课题研究的很少。

宁可《述“社邑”》（《北京师院学报》1985-1）在国内比较早地讨论到这一课题，认为唐五代时期佛社和从事经济互助的社邑在前代的里社衰落时发展兴盛起来。他的学生郝春文研究了这两类社邑与寺院的密切关系；研究了社邑活动中受到儒佛两种文化影响的情况；研究了社邑活动中的春秋座局席是每年二月和八月的社祭、欢宴活动，而不是日本学者那波利贞说的社人参加寺院的俗讲活动。他们合作的论文《敦煌社邑的丧葬互助活动》（《首都师大学报》1995年第6期）认为丧葬费用的浩大是促使唐后期五代宋初民众结社互助的原因，文章讨论了丧葬互助的具体办法。刘永华《唐中后期敦煌的家庭变迁和社邑》（《敦煌研究》1991-3）通过分析天宝六载到大历四年的敦煌籍帐，认为大量残破家庭的出现，家庭生育、感情、保障和教育功能的破坏和丧失，是群众自发组织社邑互助的重要原因。宁可、郝春文合撰的《敦煌社邑文书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收录社邑文书345件，为该课题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
    史念海《隋唐时期的交通和都会》（《唐史论丛》第6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系统地考察了隋唐时期政治都会（京都和陪都）、经济都会（扬州、益州和开元十五道采访使治所）以及沿边沿海城市等的地理和交通情况。张泽咸《唐代城市构成的特点》（《社会科学战线》1991-2）概括了城市布局和坊市格局的变化。与辛德勇《隋唐两京丛考》（三秦出版社，1991）等历史地理学家利用考古资料对唐代城市建筑和坊市布局进行研究不同，宋肃《唐代之长安研究》（台北，大立出版社，1983）则试图探讨唐代长安的市民生活。黄新亚《消失的太阳--唐代城市生活长卷》（湖南出版社，1996）从外来文化（“胡风”）的输入、城市布局设施、市场的繁华与活跃、科场的士子与求学的少年、佛教信仰与佛寺文明、节日与休闲活动等方面描述了以首都长安为典型的城市生活情况。程蔷、董乃斌《唐帝国的精神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分为岁时节日、都市民俗、妇女生活习俗、文人士子风貌、神灵崇拜与巫术禁忌、民间文学与技艺六个部分叙述唐人的精神生活。武伯伦《唐长安郊区的研究》（《文史》第三辑，1963）是少有的一篇研究城市郊区的论文，他试图从出土墓志及有关诗文中说明长安市郊的田园别墅的风貌和劳动者的生产和生活状况。此外还有一些论文以小说笔记等为资料讨论了长安的治安、消防、文化和人文景观。

寺院作为宗教性社会组织也受到学者的重视。30年代何兹全《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中国经济》第2卷第9期）就论证了佛教寺院是一个很完备的教会组织。80年代他重新研究佛教寺院问题，在《佛教经律关于寺院财产的规定》（《中国史研究》1982-1）论述了寺院内部的财产关系，包括寺院财产（三宝物）的借用、出贷、僧尼的膳食供给、赡待道俗的开支办法等。谢重光有多篇论文研究中国佛教寺院，讨论了寺院的社会文化功能以及其内部的经济活动。张弓的近著《汉唐佛寺文化史（上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煌煌八十万字，是迄今篇幅最大的中古佛教寺院文化的研究专著，共有九篇。 “寻蓝篇”根据高僧传、正史和后世方志的材料列举了汉唐寺院分布情况，介绍佛寺型制的演变。“造设篇”论述寺院的营造者（檀主）、营寺动机、寺院的命名及其文化意义和寺院营造体现的人天和合的景观。“基壤篇”寺院的经济来源和寺院经济。“僧伽篇”僧尼仪制、寺院规约、僧官制度和僧伽管理。“科门篇”论述佛经翻译、义林宗派、禅宗佛寺、佛门律学和声呗之学。“妙相篇（上下）”概述寺院和石窟绘画造像区群及其艺术成就。“文苑篇”写僧人撰写或与寺院有关的人文著作和文学作品。“艺技篇”写佛教乐舞、戏弄以及与僧人和寺院文化有关的书法、茶道、医药与历算。“辅世篇”论述寺院与世俗社会的有关问题，如岁时节令、寺学外藏以及寺院停寄纳客、悲田济贫、护生营林的功能。如此宏篇巨制，有作者长期深入研究的心得，也有综合概括前人成果之处，反映了作者试图全面地展示中古佛教寺院文化内涵的努力。

关于人口问题的研究涉及到人口统计与分布、人口迁徙和人口寿命等问题。30年代《食货》曾发表易曼晖《唐代的人口》（第3卷第6期，1936）、黄仙谷《唐代人口的流转》（第2卷第7期，1935）的论文。前文利用一般史料讨论唐代户口分布、人口政策和唐后期人口南迁问题；后文分“移民”、“流徙”、“战争影响”和“逃亡就食”四个方面论述当时人口流动情况。80年代以来兴起的人口研究首先关注的是对旧史记载人口资料的考证。翁俊雄《唐初政区与人口》（北京师院出版社，1990）主要对《旧唐书·地理志》贞观十三年大簿的户口数进行考订；《唐朝鼎盛时期政区与人口》（首都师大出版社，1995）则对天宝十二载户口情况进行考订。他的论文集《唐代人口与区域经济》（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也收入了多篇考察唐代人口问题的论文。其中关于唐代人口的职业构成的文章立意颇新；关于《通典·州郡门》的户口系年，认为应该是开元二十九年的户口数，与通常认为的天宝元年的看法相左。冻国栋的专著《唐代人口问题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开篇也对人口记载进行了考订。该书重点研究的问题还包括隋代户口数字的增长、唐代人口的升降、唐代人口的分布、唐代人口的迁徙和唐代人口的结构等，是迄今最深入地研究唐代人口问题的力作。近年来区域人口问题的研究引起学者的重视。陈勇发表了《唐后期淮南道户口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3）、《唐后期长江下游户口考》（《中国史研究》1997-4）等论文。杜文玉等撰写的《五代人口数量与分布》（《延安大学学报》1989-2）可以说填补了该时期人口研究的空白。古人的年寿由于资料的匮乏很少有人研究，李燕杰《唐人年寿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首先从碑传资料中辑录出唐人年寿资料，制为总表，然后在几乎没有前人成果可资借鉴的情况下，运用统计学和抽样分析的方法对唐朝人的平均寿命以及各阶层人士的享年及其原因进行了考察。总之，人口研究虽然改变了过去从属于户口制度、赋役制度或者土地制度等相关课题的状况，在80、90年代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课题之一，但是由于资料的限制和理论的不足，真正从人口学上探讨隋唐五代人口问题的论著还是十分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