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何建明教授撰文悼念吴立民先生和圣严法师往生

作者： 佚名 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1996 更新时间：2009-02-06 09:16:55

       2009年2月5日，我所何建明教授在“佛教在线”网站以“在哀思中期待‘后圣严时代’佛法的新生”为题发表文章，悼念吴立民先生和圣严法师往生。全文如下：

在哀思中期待“后圣严时代”佛法的新生

    春节刚过，末法时代相继传来吴立民大阿阇黎和圣严大法师先后舍报的消息，犹如晴天霹雳，发聋振聩。

    吴立民大阿阇黎作为密宗长沙二学园掌法顾净缘的嫡传弟子，承传东密和藏密法要，著书立说，言传身教，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大陆汉地佛教密宗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特别是他在晚年受赵朴初先生之托主持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的工作，为北京佛牙塔地宫庄严设计，破译陕西扶风法门寺佛指舍利塔地宫唐密曼荼罗，积极参与和推动中外佛教文化、学术交流，作出了世所公认的杰出贡献，从而成为近三十年来中国佛教文化史上不可多得的一位重要人物。因此，他的舍报，是当代中国佛教文化的一个重大损失。

    海峡彼岸的圣严大法师，是当代台湾的中国佛教文化复兴运动的重要领袖，也是太虚大师所开创的现代中国人间佛教传统的自觉继承者和主要发展者之一。他以对佛法真谛的坚定信念与无限信心，克服重重困难，先后两次出家，以佛为师，以戒为师，勇猛精进，契理契机，为中国佛教、特别是禅宗在当代台湾的弘扬及其国际化，作出了无可替代的历史性贡献。他的舍报，不仅是当代中国佛教文化教育事业的重大损失，也是当代世界佛教文化事业的重大损失。

    二十世纪是中国社会与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时代，也是中国佛教文化复兴与实现现代转型的时代。清末杨文会和释寄禅等人发起和推动的佛教文化复兴运动，在近代西学东渐大潮和辛亥革命及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与推动下，逐渐形成了以释太虚、欧阳竟无、释弘一等为代表的现代中国人间佛教运动的潮流。这股历史大潮虽然与新旧交替和救亡图存的现代中国社会相伴随而屡经曲折，但是终归成为二十世纪以后中国佛教文化复兴与发展的主流。释太虚等人所开创的现代人间佛教运动，既是中国佛教文化现代复兴的必然之路，也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参与世界宗教与文化对话、构筑人类新型生态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途径。佛教文化的现代复兴，既是中国文化现代复兴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登上现代世界历史舞台、实现中华民族现代复兴的重要标志。

    近六十年来的台湾佛教界，为中国佛教文化的现代复兴与历史转型，作出了永载史册的历史性贡献。这其中，慈航、东初、白圣、印顺、星云、证严、圣严、惟觉和李子宽、李炳南、周宣德等诸多高僧大德无疑是不可多得的旗手和主要参与者。与其他大多数高僧大德相比，圣严年龄相对较小、出家相对较晚，但是，他在振兴佛教的文化教育事业和推动中国佛教国际化上却后来居上。

    圣严大师留给佛教和后人的第一个历史性贡献，就是他以没有受过正式的大、中、小学教育并已三十九岁之龄只身留学东洋的大智大勇，先后获得日本大学的硕士与博士文凭，为现代中国佛教的新僧伽形象树立了不朽的典范。现在大陆和台湾不少中青年僧伽相继获得大学的硕士和博士文凭，积极参与国内外的佛教文化教育事业，大多与圣严率先树立起来的现代文化僧和学问僧的形象有重要关系。这是太虚大师所开创的现代人间佛教的僧伽理念的真实体现。

    圣严大师的第二个历史性贡献，是他在藏密和东密及日本禅学与禅法流行的国际社会里，将中国禅学与禅法以现代形式推向异域文化，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佛学、特别是中国禅学的国际化与现代化进程，使国际社会对中国禅宗文化的了解不是停留于某些形式化的表现，而是有着深刻的人文和中国内涵。

    圣严大师的第三个历史性贡献，是创建了法鼓山僧团和法鼓山文化教育事业。法鼓山作为当代台湾佛教的四大僧团之一，在当代台湾乃至当代中国和世界华人社会的佛教文化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尤其是大力开展的国际性的佛学研究、学术交流与文化出版事业的中华佛学研究所，不仅成为当代中国佛教文化学术参与国际佛学与宗教文化对话与交流的重要平台，也为现代中国佛教文化学术事业的国际化发展树立了榜样。

    圣严大师的第四个历史性贡献，是他契理契机地推进了现代人间佛教理论与实践的创造性建设。他不仅率先提出了“提升人的品质，建设人间净土”的“心灵环保”的现代人间佛教理念，并以此作为法鼓山的核心理念，而且通过提倡和推广“礼仪环保”、“心五四运动”、“新时代心六伦”等，积极推动从心灵环保到社会环保，成为“稳定台湾人心的力量”。

    圣严大师的第五个历史性贡献，是他为身后留下了一份无可比拟的遗嘱。他指示身后不发讣闻、不传供、不筑墓建塔、不立碑竖像、不捡坚固子。仪式以简约为庄严，恳辞花及挽联。并要确保法鼓山的法脉宗风，凡由他创立及负责的道场，举凡道风的确保、人才的教育、互动的关怀及人事的安排，都应纳入统一机制。其他分支道场，则以禅风一致化、人事本土化为原则，以利纯粹禅法之不堕，并使禅修在异文化社会推广。至于外界十分关心的接位问题，他要求法鼓山总本山方丈一职，不论是由内部推举，或从体系外敦聘大德比丘、比丘尼担任，接位之时亦接法统，承继并延续法鼓山的禅宗法脉，不得废止法鼓山的理念及方向。这份遗嘱，既体现了继承和发扬印光、弘一等近代佛门大德所树立的身后事从简的优良风范，又确立了以法统、法脉为主、禅风一致化、人事本土化和管理机制化的后圣严时代僧团建设的基本原则和发展方向。应该说，这是在目前佛教发展的多元化、国际化趋势之下能够保持法鼓山僧团的团结与法鼓山佛教文化教育事业继续发展的一个合理的引导。

    记得圣严大师在《人间世》的一篇文章中说到：“面对生离死别，人们之所以如此哀伤，主要是不了解人是为何而生的。依佛法的认知，人来到这个世间，有两个任务：一是还债受报，偿还过去多生之中恩怨情仇的债务，接受福报与苦报；二是还愿发愿，人们在过去无数世中曾经许过的心愿，必须逐一完成，在受报还愿的同时，也可继续发愿。当在这一生中的债务及愿心告一段落时，便算任务结束，就可以安心地离开世间了。”我相信圣严大师诚如所言，他是在这一生中偿还了过去的债务、完成了无数心愿之后而“安心地离开世间了”。因此，我对他的哀思，愿化作对佛法的信心和力量，衷心祝愿他的遗愿能够实现。我们期待着后圣严时代法鼓山佛教文化教育事业的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