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所硕士研究生演真法师应邀参加第三届东方唯识学年会暨唯识学与佛教中国化学术研讨会，并发表论文《<百法忠疏>考辨》

点击数：3922 更新时间：2019-11-19 22:08:08

2019年11月16—17日，我所所硕士研究生演真法师应邀参加第三届东方唯识学年会暨唯识学与佛教中国化学术研讨会，并发表论文《<百法忠疏>考辨》。

2019年11月16-17日，第三届东方唯识学年会暨唯识学与佛教中国化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大学召开。此次会议由东方唯识学研究会、上海大学道安佛学研究中心、上海大学文学院、杭州佛学院联合主办。来自中国两岸三地、法国、俄国、日本等27家高校、教育与科研机构共38位学者出席会议。另有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唯识学爱好者60余人前来旁听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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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东方唯识学年会暨唯识学与佛教中国化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大学召开

2019年11月19日  中国宗教学术网

大会合影

2019年11月16-17日，第三届东方唯识学年会暨唯识学与佛教中国化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大学召开。此次会议由东方唯识学研究会、上海大学道安佛学研究中心、上海大学文学院、杭州佛学院联合主办。来自中国两岸三地、法国、俄国、日本等27家高校、教育与科研机构共38位学者出席会议。另有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唯识学爱好者60余人前来旁听会议。

开幕式

16日上午，会议举行了简短而隆重的开幕式。开幕式由此次会议总召集人、上海大学道安佛学研究中心主任程恭让教授主持。上海大学文学院党委书记吴仲钢先生首先在开幕式上对与会学者的到来表示欢迎，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并期望通过此次会议进一步推进上海大学文学院和上海大学道安佛学研究中心的健康发展。东方唯识学研究会秘书长、杭州佛学院副院长慧仁法师指出，较之前两届，此次会议最大的特色是增设了“唯识学与佛教中国化”的主题。这一方面是从学术角度对党和国家提出的“宗教中国化”要求作出积极响应，另一方面则是希望对唯识学传入中国之后的发展历程及其特色价值作出更为全面、准确、深刻的总结。中国人民大学俄籍学者索罗宁教授指出，此次会议的“唯识学与佛教中国化”主题本身就是唯识学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值得深入探讨，应给予高度关注。南华大学黄国清教授对此次会议的召开表示祝贺，并指出当代唯识学研究应该坚持两个方向，一是坚持对传统唯识学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和深化，二是坚持采用学术比较、跨学科交流对话的视野与方法，加强唯识学与心理学、现象学、西方哲学等学科领域的比较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唐忠毛教授指出，中国佛教信仰生态是一个多元、立体的结构，教义与民俗之间相互需要、相互补充。如果将严密的佛教理论比喻为一棵树，唯识学如同树枝上开出的最精致、最精巧的花朵。从这个意义上看，唯识学具有存在的非常华彩的价值！

开幕式结束后，研讨会正式进入论文发表与讨论环节。此次研讨会共分四场，除第一场外，其余三场均采用双会场同步推进。根据与会学者提交的论文内容，本次研讨会共涉及十个论题。

一、唯识学与佛教中国化研究

杭州佛学院胡晓光教授发表《浅谈唯识宗与佛教中国化建设——佛学义理与中国本土观念融贯》一文。作者认为唯识宗是中国化佛教的表现形式之一。中国化的唯识宗在中国文化史上完成了梵文佛典汉译、唯识义理诠释、唯识宗义学范式建构三项工作。佛教中国化不但把大量的唯识学梵文经典译成了汉文，由此形成了以汉语与汉字为主体符号的基础范式，并且还以此为质料建构了全面、系统、深刻的中国化佛教诠释体系，铸就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化佛教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实践规范。

上海大学程恭让教授发表《作为佛教中国化“内在机制”的善巧方便概念思想——兼论从瑜伽行派到窥基论师关于大乘佛教善巧方便概念思想的抉择》一文。文章从印度大乘佛教经典和古代高僧大德均高度重视善巧方便思想的事实指出，佛教中国化的“内在机制”即是“善巧方便”。作者还从窥基等人对“大乘大性”问题的抉择角度，系统探讨了佛教唯识学者对善巧方便概念思想的理解问题。最后作者指出，善巧方便概念作为大乘本质一项具有基础性、规范性及重要性的规定性论说，是成熟时期的中国佛教最基本及最深邃的思想智慧之一。

华东师范大学唐忠毛教授发表《略论中国唯识学诠释的近代语境》一文。文章指出：在近代中国“古今中西”的背景下，唯识学的诠释张力主要体现在三个大方面：其一，唯识学如何处理“唯识学”与“中国佛学传统”（以心性本体论为代表）之间的关系。其二，唯识学如何处理中西观念问题。其三，唯识学如何处理应对现代的深层观念变化、世界观变化，尤其是近代自笛卡尔以来的“主客”关系新模式。

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许伟发表《前唯识宗时期的“反照智”问题——理解“唯识学”中国化的新视角》一文。作者指出：鸠摩罗什译介的印度典籍是汉地讨论“反照智”问题的基本思想资源，吉藏等三论师将“反照智义”总结为两种模式和四种理论，这与现代学者的总结几乎完全一致。与瑜伽行派的“自证”说相比，“反照智”问题虽不涉及陈那提出的回忆论证与印度量论，也是讨论“智”而非一般的“识”，但已经基本阐明了此理论面对的问题。而被总结的各类“反照智义”，最终都被汉地学僧在“圣智无知”的前提下批判，也体现了后来汉地佛教心识说的基本倾向。

二、唯识学种姓与五性问题研究

日本亚洲宗教研究所的橘川智昭教授发表日语文章《円测唯识学に关する私见》（《关于圆测唯识学的个人见解》）。文章对新罗僧人圆测的唯识学思想特别是五性思想作了系统探究。

湖南社会科学院张利文研究员发表《潜在格义与佛教中国化——再谈唯识今学种姓问题》一文。文章回顾了“五姓差别”与“一切皆成”之间的论争，探讨了五姓差别决定论在印度佛典中的依据，并对玄奘弟子维护五姓差别决定论的问题作了讨论。作者指出，反对格义的玄奘对原汁原味唯识学的引介却并未受到国人认可，可证中国古代佛教在否定格义佛教之后又走上了另一条潜在格义的道路——用本民族固有的思想为背景，选择性地接受异域文化中与自己相合或相类的教说。

三、唯识学认知理论问题研究

上海大学林国良教授发表《四分认知论》一文。作者认为：四分认知论以四分说和四分存在论为基础。玄奘系唯识宗在前人的挟带与变带、相分与本质、相见同种别种等思想基础上，提出了因缘变和分别变、三类境、相分熏种等新论。四分认知论虽然也提到了自证分和证自证分的认知，但其重点是见分对相分的认知。

香港新亚研究所罗劲松研究员发表《再辨中观应成派之破自证》。文章指出：被唯识宗视为真实有的自证一直遭遇认为一切法皆空的中观师的批评。关于中观应成派在世俗中是否彻底否定自证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藏传格鲁派的学者在这个问题上是坚决站在肯定的一方，这与格鲁派以外几乎所有的西藏佛教宗派对立。作者以以接受格鲁的主张为前提，尝试探讨应成派这些议论的有效性。

上海大学茅宇凡老师发表的《从玄奘-窥基对他心知的辩护看汉传唯识学的理论特色》一文指出：以玄奘和窥基基于“有相唯识”的理论将“他心知”理解为一种自心上生起“他心”影像的认识过程。窥基进一步将这个认知模式应用到佛智上，将佛智认识“他心”的过程解释为认知“无”的影像。从世俗层面看，汉传唯识的解释更容易被普通人所理解和接受。南京大学研究生郑屹君发表《难陀论师有相无相辨》，文章通过考察难陀“见相二分说”和“五根唯种说”的实际内涵，作出难陀属于有相唯识的判断。中国台湾地区台中慈善寺法光法师发表《成立唯了相论内义之提纲契领》一文，对自己最新译作《成立唯了相论》作了全面介绍。

四、唯识学心识理论问题研究

台湾南华大学黄国清教授发表《元代云峰<唯识开蒙问答>思想研究──聚焦于八识体同体异与心心所关系》一文。文章聚焦于八识体同体异及心与心所关系两个议题。处于中国佛教如来藏思想特盛的文化背景，云峰的“一心”隐含真心本源的意趣。心与心所在认识时形成四分，云峰指出是侧重量果而论。第八识心王为所熏，相应心所不为所熏；前七识的心与心所皆有力，都属能熏。

温州佛学院则生法师发表《真谛三藏是否许有第九识？——依据真谛译着考察阿摩罗识》。文章认为：虽然《十八空论》中提到“自性清净心”，却是从“客尘尽”来彰显，不是从本觉彰显。从真谛译着中，无法找出文句证明真谛三藏具有相当的真常唯心或本觉思想。另外从真谛译著中，很难找出有明确的文句证明真谛三藏有“第九识”思想。

五、唯识学三性空有问题研究

台北大学赖贤宗教授发表《<中边分别论>的三性说与还灭缘起之研究》。文章在继承与发挥叶阿月教授研究成果基础上，《中边分别论》的特有的三性说，相品第五偈阐释虚妄分别是依他起性加以继续探讨，并旁涉《大乘庄严经论》、安慧《中边分别论》释疏》。

浙江工商大学的丁建华教授发表《围绕“空有之争”展开的空有之争——近代《新唯识论》论争研究》。文章认为，熊十力立足于体用不二，双破空有两宗。王恩洋、吕澄、巨赞等人则立足于空有相成。印顺肯定熊十力对空有简别的态度，但认为熊十力其实是站在真常唯心系的角度上对中观、唯识进行了破斥。通过三方围绕《新唯识论》展开的讨论，可以发现，三方争论的根本点在于各自依据的“空”“有”立场是不同的，导致了对空有两宗乃至整个佛教思想判摄的不同。

贵阳学院的顾毳教授发表《从<成唯识论学记>考察“空有诤论”》。文章认为，七、八世纪唐代佛学家对“空有诤论”的讨论随着唯识学的向东传播陆续传入新罗、日本。新罗唯识学家太贤将当时有关“空有诤论”的讨论进行总结，将其分为实有争论、都无诤论、语诤意同三类，记载于《成唯识论学记》中。透过太贤的记载可对七、八世纪唐代佛教对“空有诤论”的相关讨论进行考察。

同济大学李革新教授发表《论存在之“无”与缘起性空》。文章认为海德格尔哲学和佛教哲学具有一定的相似处。文章重点分析了小乘佛教的十二缘起论、大乘中观宗和如来藏系的缘起性空论。指出海德格尔哲学和佛教哲学的相似性只是术语上的，两者在实质性的性质和目的方面是完全不同的。佛教是一种人生哲学，追求的是人生的完善和幸福。海德格尔哲学则是一种政治历史文化哲学，其目的是克服现代性的弊端，为欧洲找到新的出路。

上海佛学院金易明教授发表《清辩论师“掌珍比量”论理形式初探暨《大乘掌珍论》对瑜伽唯识学诘难窥豹》。文章指出玄奘大师所译介的《大乘掌珍论》是清辩论师《中观新论》的简略本。在《大乘掌珍论》中，清辩论师一以贯之地保持《般若灯论释》的论理风格，藉助陈那论师之因明的逻辑论理理路，由著名的“掌珍比量”作为基本依据，在确立有为、无为法“空”、“不起”的基础上，开展了对瑜伽行派相应师及其其他印度哲学流派的批判。

六、唯识学禅支、转依问题研究

峨眉山佛学院隆藏法师发表《禅支中的“乐”与“内等净”辨析》。文章认为对于十八禅支的具体内涵，有部和瑜伽行派在对初、二禅的“乐”禅支和第二禅的“内等净”的自性的理解上出现重大分歧。有部认为初、二禅乐是轻安，二禅内等净是信。而瑜伽行派继承了经部的理解，同样认为初、二禅乐为受乐，同时认为二禅内等净是行舍、念、正知三法为体，在《瑜伽师地论》中有具体说明。文章梳理了对禅支的不同解释，以呈现佛教对四禅禅支这一最基本概念的理解图景。

苏州戒幢佛学研究所净智法师发表《“二缚”在大乘唯识学中的意义》一文。文章认为相缚与粗重缚是唯识宗独有的一组概念，但在不同语境下“二缚”的含义并不相同，经典文本过于简单的表述又加剧了论师们解读的多样性，使“二缚”的真正意义变得复杂难明。文章从唯识典籍中选择最能体现“二缚”学说价值的主题，以说明它对大乘佛教以及唯识学的意义所在。

日本京都大学博士后李子捷发表英文文章《初期中国唯识的转依（parivṛtti）与真如（tathatā）》。文章对南北朝时期的中国佛教的“转依（parivṛtti）”和“真如（tathatā）”进行了考察，并指出这一研究对我们进一步理解当时唯识思想在中国的流传状况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七、唯识学具体观念梳理

南京大学傅新毅教授发表《寻伺与分别》一文，讨论了阿毗达摩及唯识学中寻伺和自性分别的关系与区别。作者认为，在说一切有部中，自性分别以不定心所寻、伺为体，或仅以寻为体。前五识与寻、伺相应，且寻、伺是前五识生起的动力因。寻伺以意言境为所缘，具体表现为七种分别。另外作者还讨论了唯识学中五俱意识和寻伺的关系，自相和共相、意识相应寻伺及前五识相应寻伺两种自性分别等问题。

斯里兰卡科伦坡大学的博士候选人张晓亮发表《“思业”（cetanā karma）与“思已”（cetayitvā）——从印度到中国的考察》一文。文章对“思业”及“思已”的“二思说”，二思与三业之间的关系，及由此衍生出来的问题进行了详细考察。

杭州佛学院德澄法师发表《“色、想、行”三蕴略述》一文。文章关于色蕴部分主要讲了色法的分类，除了一般的把色法分为十一种外，就能造四大与四大所造的角度，可以延伸出物质第一性与第二性的区分。想蕴部分则重点讲知识论的认知过程中，形式条件的提供与想蕴的关系。行蕴部分则主要讲不相应行法的重要性。

江苏师范大学陈群志教授发表《早期佛教文献中时间的存在与实有问题——从<弥兰王问经>到<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文章从《弥勒奥义书》谈起，阐明了佛教时间观的原初起源；再考察《弥兰王问经》，探究时间的存在与实有问题的早期追问；然后过渡到《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审视和检证了有部学派的时间观，不过还未涉及后来世亲与众贤的争论。最终目的是想借此澄清前述问题，为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

复旦大学汤铭钧研究员发表英文文章《The Dialectic and Epistemic Interpretationof Buddhist Logic: Dignāga, Dharmakīrti and the hetuvidyā Tradition》（《佛教逻辑学的论辩解释与认知解释：陈那、法称与因明》）。文章通过研究因明与法称两个传统对陈那《正理门论》中“决定同许”的理论设定的不同解释，说明因明传统在陈那奠定的方向上，进一步采取了“论辩的路径”，将这种“确认为真”，解释为在辩论的情境中为辩论的双方承认为真。法称《释量论自释》对陈那“决定同许”的解释，则表明由他开启的传统在陈那的基础上，进一步采取了“认知的路径”，将“确认为真”解释为在认识论的意义上得到确证，即为有效认知的手段(量)所证成。这是因明传统与法称传统的根本差异。因明传统对辩论术的关注，极有可能反映了法称以前印度学界对陈那思想的诠释路径。

八、唯识宗与其他宗派研究

温州佛学院界空法师发表《华严宗的唯识学》一文，文章认为华严宗等对新形势下涌现的各类文明，采取了积极的呼应，推动了整体文明的交流融合，传承发展，丰满了自身的形象，成熟了自己的文化性格，在对唯识学说的学习运用中，形成了别人不可替代的自己独具风格的唯识学说。

九、唯识学与近代哲学、西方哲学之关系研究

苏州大学吴忠伟教授发表《从“先验功能”论到“理气合作”论——对牟宗三之“朱子学是‘唯识宗’形态”论的检讨》，文章基于对牟宗三先生对朱子学“唯识宗形态”论的检讨，从一个演化的形态学角度进一步处理朱熹哲学中的唯识宗因素问题。文章以唯识宗“种子”说为中介，对宋代前后两大思想家知礼与朱熹的哲学系统进行分析与“构拟”，勾勒了从知礼“先验功能”论到朱熹“理气合作”论的思想演化脉络。

南京林业大学丁徐清老师发表《知识性与现实性——章太炎<齐物论释>探微》一文。文章认为章太炎撰写《齐物论释》采取了古典的解释学形式，采取这种形式并非偶然，知识性与现实性的有效隔离是中国古典经学的高超技艺，清代朴学不仅是章太炎掌握的最娴熟的知识形式，而且注疏体裁有效弥合了章太炎佛学思想中知识基础与现实关怀两个不同维度之间的关系。

海南师范大学陈鑫教授发表《论唯识学与现象学比较的意义》一文。文章从思想背景、研究对象和方法论三个维度论述了佛教中的唯识学与西方哲学中的现象学的相通之处，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海德格尔提出的问题，表明哲学不仅是欧洲的而是全世界的，因为哲学问题是全体人类都要共同面临的问题。

十、唯识学人物、文献与历史

南京大学杨维中教授发表《隋唐之际以道奘为源头的摄论师传承》。文章系统阐述了隋唐之际以道奘为源头的摄论派师承法系。

中国人民大学索罗宁教授发表《西夏文唯识宗及阿毗达摩文献初探材料研究》一文。文章指出：西夏律典《新定天盛律令》特别指出西夏僧侣必须学习所谓“百法”和“唯识”二种思想。而西夏与唯识宗相关的材料，多属于汉传唯识宗学体系之内。另外作者还对西夏文献《唯识二十解》作了研究，认为藏传佛教“中道瑜伽”等宗派曾在西夏流传。

巴黎第三大学的Isabelle Ratié教授发表英文文章《“Just as the window of a castle in the sky”: On the idealism defended by an IndianBuddhist argument》（《诚如天城之窗：印度佛教论争中的唯心主义辩护》）。文章就世亲、陈那和法称等人是否提了唯心主义意义的认识论或者形而上学之争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巴黎文理研究大学的Vincent Eltschinger教授发表英文文章《The Yogācārabhūmi against Superstitious Beliefs andPractices（《<瑜伽师地论>反对迷信的信仰与实践》）。文章认为印度佛教经典《瑜伽师地论》发展了理性和迷信的概念，并表现出与西方哲学相同的辩证对立和争辩的意味。

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演真法师发表《<百法忠疏>考辨》一文。文章重点解决了围绕《百法忠疏》的流传历史，最初发现者、刊刻影印版本的内容，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等方面的误会，以及四川省佛教协会缩印本《洪武南藏》所收录《百法忠疏》中的排印错乱等问题。

闭幕式

17日上午第四场研讨结束后，在东方唯识学研究会秘书长、杭州佛学院副院长慧仁法师的主持下，会议举行了简短的闭幕式。傅新毅教授首先作了学术总结，他谈到，本次会议发表论文35篇，参会学者来自法国、俄罗斯、日本、中国两岸三地。学者提交的论文运用了哲学、历史学、文献学、语文学、诠释学等丰富多元的研究方法，在参与的群体和研究的面向上都展现出非常多元化的特色。这次会议集众家之长，不仅有深具影响的前辈专家，而且还有一些年轻学者，对未来唯识学研究的代际传承具有积极意义。

林国良教授在发言中指出，今后对唯识学的研究应注意把握教理与修行的平衡关系，唯识学与佛教解脱论的关系需要有多角度的理解。

Vincent Eltschinger教授表示通过这次研讨会，充分认识到中国作为文化的聚集地，在东方文化的基础上善巧方便地运用佛教理论，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智慧。这次会议上各种不同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令人耳目一新，这样的学术盛会在欧洲是无法想象的。这次会议有许多研究唯识学的年轻学者参加，这是一个令人备受鼓舞的现象。

程恭让教授代表主办方致辞。他表示唯识学研讨会至今已召开多届，一直保持高水平、高标准。本次会议尝试相对聚焦的专题讨论，从结果来看是比较成功的。期待东方唯识学研究会未来的发展越来越广阔，成果越来越丰富。

峨眉山佛学院副院长隆藏法师代表下届会议主办方致辞。他说，历届的唯识学会议，不仅获得了许多老前辈的支持，也涌现了大量优秀的青年学者。唯识学研究从比较小众的学问，变成一个非常具有活力的、具有深厚基础的学问，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上海大学道安佛学研究中心程恭让教授及其团队对本次会议的高质量举办，为以后唯识学会议的召开做出了典范。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唯识学的研究，也诚挚欢迎大家明年继续支持东方唯识学年会。

最后，大会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闭幕。（文：常凯、常红星、黄凯）

（来源：2019年11月17日“上大道安佛学”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