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届宗教社会科学年会暨“中国宗教与全球化”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

美国波士顿大学教授Robert Weller在《一花一世界：地方神灵的全球生活 》一文中认为，将全球化理解为一个规模和沟通问题，而不是一个跨越国界的问题可能更恰当。文章关注的是一位名叫“随粮王”的地方神灵，祂在苏州农村的两个乡镇外几乎默默无闻。文章认为，这是一种高度本地化的宗教形式，它的影响力从来没有越出几座相互关联的宫观，而每个宫观都独立设置于村庄一级。这些村庄及其寺庙因拆迁而被并入不断扩张的苏州城区，而“随粮王”和许多其他地方神明则被安置在一个新建且获得官方认可的大道观里。作为城市化的结果，这种最狭隘、最具地域性的宗教形式已经逐渐失去了与乡村社区的联系。文章指出，神灵的待遇反映和塑造了更大范围的全球变化。就某种意义而言，这种反应和塑造正在进行。因为不论是更广阔的历史进程（比如大运河），还是对中国其他地区的神话故事的理解，都与这些神灵有关。祂们的精神媒介和寺庙也形塑了诸多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它们共时地是地方的、区域的和国家的，但却视我们选择观察的规模而定。新近的城市化改变了其中一些互动关系的性质，使规模进一步扩大到全球范围。因此，这座新庙宇与一种官方道教(这是一种现代性建构)相互作用，也与一种宗教观念进行更广泛地互动，而这种宗教观念主要在19世纪和20世纪传播到世界各地。 它还利用诸多新网络，不管是其追随者所居住的社区最低层次的新联系，还是新媒体视域下的全球网络。因此，即使是最基层的神灵也在多元维度上共时展示一个全整世界。

意大利帕多瓦大学教授Giuseppe Giordan在《意大利的华人基督教》一文中运用历史学和社会学方法，简要回顾了意大利华人移民流动状况，以探讨意大利基督教传统中的多元特征。具体而言，该探索性研究开展于2017年，主要是对意大利两个华人基督教福音派教会（“中华福音基督教会”和“中华基督教奋兴教会”）和一个华人天主教社群进行探讨。文章深入探究领导力的类型、社群和教派的特征及其与包括意大利天主教团体在内的其他宗教团体的潜在联系。文章从移民研究的视角进行考察，而该主题在意大利乃至欧洲社会学文献中几乎没有得到探讨。因此，文章挑战了现有的“移民宗教”理论，是对宗教与移民社会相调适进程的聚焦。此外，文章还简要探讨了意大利华人宗教社群与中国宗教社群之间存在的跨国民族主义问题。

 意大利李锡耶纳大学教授Andrea Valzania 在《佛教的温州模式：意大利普拉托的普华寺经验》一文中指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普拉托已经成为欧洲华人聚居度最高的城市。当地人最普遍的印象是，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中国移民倾向于不遵守当地国家的劳工法案和移民法律。在现实中，这些刻板印象经常引发误解。在城市生活多年后，旅欧华人已经发展出经济之外的兴趣和需求，比如宗教信仰。而位于普拉托的华人佛教寺庙是华人移民群体多样性的象征之一。文章回顾了相关寺庙建设的历程，分析其在城市内部和华人社区内的社会功能。

法国Groupe Sociétés Religions Laïcités博士后Eva Salerno在《人类学视角下的欧洲华人天主教徒社群的实践》一文中指出，在欧洲，华人天主教社区在20世纪建立和发展，而这与亚洲移民史息息相关。为了了解和服务新移民信徒，当地天主教会逐渐建立了特殊的牧区结构，以便为这些远离祖国的移民信徒提供精神支持。这些外国教区力图通过对新移民信徒进行支持，努力促进他们融入当地社区，其办法是根据情况提供对口方案和服务。在这些教区所进行的宗教实践允许移民保持与祖籍国的联系，因为他们通过实践特定的仪式，如祖先崇拜等，以保持他们的文化传统。然而，欧洲华人天主教徒对这一宗教的解释凸显了这种融合模式的局限，因为相关信仰常与当地天主教社群文化格格不入。在欧洲（意大利、法国、德国和英国）开展的田野考察基础上，作者分析这些团体的宗教实践对促进移民融入相关国家，维持或加强团体内部团结的实践举措。她还展示了天主教信仰在特定的移民背景下进行跨代传播的模式。

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研究员Kang Jie在《德国华人基督教社区:家制与中国》一文中描述了德国华人基督教徒意识形态与实践的互动情况，探讨了华人聚居地、跨国关系和中华亚文化差异对相关互动的影响。中国移民社群呈现了一幅由家庭制造者(传教士)和家庭寻求者(信徒)组成的鲜明图画。文章还阐述了华人基督徒社群在全球化语境下的跨国联系与其在德国社会中的相对孤立状况。

复旦大学教授范丽珠在《地方性市场与全球性客商：对义乌穆斯林商人的田野观察》一文中指出，移民是人类经常性的活动，人群的流动促使由于地理阻隔、原本没有关联的社会群体之间开展接触与互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促进了交通和物流的日益便利，不同经济体之间的相互嵌入成为常态，促使各种类型的人口迁移成为全球化的一部分。在改革开放的40年间，伴随着城市化大规模推进并融入到全球化经济中，中国发生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移动，其中有大量的中国国内的城乡流动，也有来自其他国度的人到中国经商贸易，寻求发展机会。在这个人口流动的过程中，宗教的流动也自然出现了。这使得中国宗教状况愈发地复杂与多元，新出现的宗教格局与经济发展关联起来。文章关注的是中国东南沿海的义乌。借助经济全球化，这个面积并不大的县级市将周边乃至是全国范围的小商品制造业与全球经济联系在一起，“无中生有”地成为全世界的“小商品”中心。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义乌吸引了国内外大量客商和服务于小商品贸易的人员。一个意料之外的后果是，这些生活在义乌的国内外移民，给完全没有伊斯兰传统的义乌，带来了日益丰富的伊斯兰教生活的色彩--- 清真寺、临时礼拜点和百余家各色风味清真餐厅。显然，有别于中国其他地区宗教复兴，伴随着大量的穆斯林客商的到来，在义乌这个“无中生有”地发展出的全世界“小商品”中心，出现了从无到有的伊斯兰教。文章围绕义乌出现的大量中外穆斯林移民，讨论当一个小的地方市场与全球性贸易关联起来时，宗教是如何无意间地移入。文章透过分析穆斯林客商给义乌带来各种显而易见的伊斯兰教的色彩以及其在宗教的教法上对宽容变通的接受，认识和了解穆斯林客商的“经济理性”。此外，文章还探讨了不同教派、教法的国内外穆斯林客商们因着对市场的神奇信仰而聚集在一起的原因。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Andrew B. Kipnis在《中国内地城市和香港的鬼魂恐惧症和死亡的不可见性》一文中考察了中国内地和香港关于死亡不可见性、城市化和鬼魂恐惧症之间的相互关系。香港和中国内地城市应对死亡的方法有很大不同，但也有相似之处。文章特别关注墓地和殡仪馆附近的房地产价值，市民参观公墓和殡仪馆时的行为举止，以及家庭祭坛的使用状况。关于鬼是什么以及他们在世界上是如何行动的问题也一并纳入考察范围。

 云南大学教授高志英在《中缅泰美傈僳族基督教的跨国流动与在地化研究》一文中指出，源于英、美传教士的傈僳族基督教的跨国流动，具有历史性与共时异同。1949年以前的初步初传阶段，由英、美经由缅北、中国内地传入傈僳族人口最为集中的怒江、澜沧江中上游地区。1957—77年代中国傈僳族人口大量西移缅甸，缅甸就成为世界傈僳族基督教重镇。1980—90年代，境外傈僳族基督教文化产品与资源“渗透”到历经多年宗教空白期的中国边境傈僳族地区。与此同时，境外各国傈僳族基督教会在努力重建超越各国、各差会背景的世界性傈僳族“哈侣僳”（基督教信徒）关系网络，而坚持“三自”精神的中国傈僳族基督教则显现出“中国傈僳族基督教”特色。进入21世纪，中国境内傈僳族基督教文化产品与资源“反渗透”到缅甸、泰国；信仰基督教的境外各国傈僳文化、经济与政治精英举办并跨国参与“国际傈僳阔时节”。该节日兼容傈僳传统文化、基督教文化与所在国主流文化，目的在于加强世界各国傈僳同胞之间超越宗教信仰的交往互动。回溯基督教在中国西南中缅边境傈僳族分布地为重要基地的发展脉络，以及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以来基督教伴随傈僳族迁徙缅甸、泰国、美国而流动到这些国家的扩散历程，可以发现，从原始宗教向基督教转变总态势中，傈僳族的“民族化”特点贯穿始终，同时又呈现出独特的生存智慧，即通过在各国文化场域的“在地化”实践而获得发展空间。

郑州大学教授韩恒在《规范、引导与预防——新时代农村基督教治理的“三重策略”》一文中认为，2018年新的《宗教事务条例》开始实施，由此开始了新时代的农村基督教治理。文章概括总结了新时代农村基督教的治理策略，并尝试对其进行解释：政府采取了什么样的治理策略？为什么采取这样的策略？治理效果如何？文章基于统战视角，指出了新时代农村基督教治理的“三重策略”：规范策略、引导策略和预防策略。规范策略针对农村基督教的“存量”，目的是限制非法宗教。引导策略是针对规范后的合法宗教，目的是引导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发挥农村基督教的积极功能。预防策略是为了限制农村基督教的“增量”，防止基督教变大变强。新时代农村基督教的治理呈现出依法治理、群众路线、系统治理的特征。农村基督教治理的“三重策略”源于基督教与政府之间的潜在张力：一方面有神论的价值体系和无神论的意识形态存在张力，另一方面参与人数多、凝聚力强、认同度高的农村教会组织体系与一党执政也存在一定的潜在张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陈进国在《在地的调适与信仰的变容——以日本、南非的一贯道为例》一文中认为，任何一个宗教在“陌生人”社会的有效传播，事实上面临着如何进行“在地的调适”与“信仰的变容”的问题。所谓信仰的调适与变容问题，亦可以理解为宗教在传播过程中如何有效地处理好“地方性”与“主体性”的关系问题。即特定的宗教形态为了更好地与“在地社会”相调适、并满足在地传教的实际需要，往往会针对自身的教典教义、组织形态、仪式实践、传教方式等基本要素进行与时俱进的调整，其中既有所固守，亦有所损益；既有加法，也有减法。信仰的“主体性”和“本真性”（道统）是衡量一个宗教是否还保持其自身特质的标准之一。当“信仰的变容”超过关节点，则可能促成新道派意识的信仰自觉或道派团体的成型。因此，“信仰的变容”现象既是“传统的累积”，也是“传统的损益”，体现了宗教总是处在一种文化的建构与被建构的过程之中。文章指出，从上述视角来看宗教的发生机制及传播动力，就能观察和理解宗教的传播的“存神过化”，落地生根的过程和原因。作者曾先后在日本和南非集中考察过台湾的一贯道组线在海外的发展情况。本文即是对两地一贯道的在地调适和信仰变容情况的一个初步分析。文章特别强调，由于调查时间有限，论文只是调查性的，只能先期“客观”地提供一下粗浅的民族志案例。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Francis Lim在《宗教、发展与全球视野：来自中国的视角》一文中指出，很多关于宗教和发展的学术文章往往聚焦于宗教组织的价值观、信仰和运作模式，以探讨宗教是否有助于良性发展。这种方法的问题在于，就国家和全球维度而言，它无视宗教在参与发展过程中所引发的争议。什么是道德宗教对发展的贡献？如何才能从社会学角度来研究这个问题呢？Lim发展了Roland Robertson的“全球场域”概念，为分析宗教与发展伦理之间的动态互动提供了理论框架。该框架能动态地将宗教发展伦理学的问题场域化，具体就是参照构成“全球场域”的四个组成部分，即宗教代理人、国家社会、全球公民社会和全球福祉与发展而展开讨论。这也就意味着，从分析的角度来看，宗教发展伦理中的适当性或伦理性不应以绝对的术语来解释，而是从程度和变化的角度展开分析。作者通过对一个在中国活动、积极从事社区发展的国际基督教医疗专业服务团体开展研究，考察宗教非政府组织、党政组织和发展的不断演变的话语实践之间的关系，以证明这种语境研究方法的有效性。

英国剑桥大学教授Yuet Chau在《佛陀之光的汉化和法兰西化：法国的佛光山》一文中简要介绍在巴黎附近的佛光山欧洲总部的活动情况，考察其为华人移民社区服务与法国本土社区、当代法国多元文化主义服务之间的动态平衡。此外，笔者还讨论了一些与此相关的现象，如起源于中国台湾的大型佛教宗派内所盛行的宗派化、集团化、跨国化现象等。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魏德东在《美国佛教传教师制度研究》一文中指出，宗教传教师制度起源于基督教信仰。传教师的原型是牧师，它附属于诸如医院、监狱、部队、学校、警察局、大学等世俗机构或私人礼拜堂，主要功能是提供专业宗教服务。近年来，部分美国华人佛教徒借鉴基督教传统，开创了汉传佛教传教师制度。目前，他们录取并培训了数十名佛教僧尼和居士。这些人在部队、医院和大学服务。该批传教师中的佼佼者是一位美籍华裔僧人，他于2017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工作学院获得硕士学位，并在西点军校等军事单位服役3年。本文从社会学的角度，考察和分析了佛教传教师制度的历史、内容和意义。

会议还设立“研究生”专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2017级博士生赵慧利以中国H省基督教某小教派为例，分享了其对基督教中国化的观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2018级博士研究生牙伟鹏以中国H省和G省两地汉族和苗族基督教会为对比案例，探讨本土化过程中的宗教在应对贫困问题时所采取的多元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