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泽洪教授应邀在我所举办学术讲座“唐代长安佛道关系研究”

点击数：1153 更新时间：2018-06-25 16:54:09

2018年5月13日晚，著名宗教学者、四川大学张泽洪教授应邀在我所举办学术讲座，讲座题目为“唐代长安佛道关系研究”。

5月13日晚6点半至8点半，四川大学宗教、哲学与社会研究创新基地学术带头人、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张泽洪教授应邀莅临人民大学人文楼5层会议室举办讲座，主题为“唐代长安佛道关系研究”。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执行所长张风雷教授主持。北京大学哲学系王颂教授、程乐松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张雪松副教授等老师莅临讲座并参与讨论。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在京高校十余位同学旁听讲座。

讲座主要介绍了唐代长安佛寺道观的建设情况、名士与僧人道士的交往情况，以及僧道之间的交流情况，描述了僧道之间的三教论衡与诗文酬对的细节，说明了唐代长安佛教、道教和谐相处的历史实况。

首先，张泽洪教授例举了大量文献，介绍唐代长安寺观的建置情况，主要包括唐代韦述的《两京新记》（原书五卷，仅存第三卷）、北宋宋敏求的《长安志》（二十卷）、元代骆天骧的《类编长安志》、清代徐松的《唐两京城坊考》。其中，《长安志》对长安佛道寺观的记载最详；《类编长安志》系依据《长安志》分类编纂，其书卷五《寺观》搜集了大量长安及附近各县佛道寺观的资料；《唐两京城坊考》则更正了《长安志》的谬误，并增补资料。张泽洪教授还利用笔记、类书、诗集等文献介绍了文人、僧人、道士的交往情况。

其次，张泽洪教授梳理了唐代三教论衡制度的历史。三教论衡指儒释道在学说及行事方面的论诤。唐王朝早在立国初期就意识到“三教虽异，善归一揆”，重视三教在教化方面的作用。三教论衡肇始于唐高祖，至德宗朝成为例行制度。白居易曾撰《三教论衡》一文，记录了三教论衡的程序。三教论衡的论辩环节共有四轮，分别为僧人问儒生、儒生问僧人、儒生问道士、道士问儒生；论辩程式则依次为问、对、难、对。张泽洪教授认为，通过这种激烈论辩，儒道二教的理论水平都有了提升。尽管问难激烈，佛道之争仍然具有良好的社会氛围。证据之一是，长安大兴善寺因火灾而毁，东明观李荣作诗嘲弄兴善寺僧，却导致声誉下降。这说明，就佛道论辩，社会上存在公认的规则，人身攻击的方式不受欢迎，这体现了一种良好的论辩环境。

再次，张泽洪教授介绍了佛道二教为争取统治者支持的政治活动，及为争取民众支持的通俗弘法活动。就政治活动而言，典型的例子是，东明观道士冯处澄、宝昌寺僧普润曾为唐玄宗的政变而奔走。唐王朝也重视佛道二教的教化功能，不仅有僧人“奉敕讲”，还曾订立条式，注重训练僧人、道士讲经论辩的能力。

最后，张泽洪教授总结唐代佛道二教的弘法实践，认为其创造出城市山林的成功模式。唐代长安僧道的交流反映了佛道二教和谐相处的历史实况。唐代长安名僧、高道的宗教实践为佛道二教建立和谐相处的宗教关系，创造了中国宗教史上的成功范例。

在讨论环节中，张风雷教授、王颂教授、程乐松教授，张雪松副教授分享了自己的心得。张风雷教授指出，佛教、道教在唐代达到鼎盛，与当时良好的论辩环境和宽松的文化政策有关。这对佛教在当今的发展具有莫大的启发，我们应当从历史当中汲取营养。

王颂教授对“三教论衡促进佛道二教义理的发展”这一点提出疑问。他认为，三教论衡更重要的目的是作为王朝兴盛的点缀。比起思辨性，三教论衡更具有礼仪性。

张雪松副教授关注了三教论衡的论辩程式中所反映的儒家主导地位。佛道两家都通过儒家进行对话，佛道之间的论争反而不是论辩程式中的焦点。他还从长安的空间结构指出，寺院往往离皇城近，空间大，可容纳多人。寺观的地理分布决定了它的军事区位，这或许是僧人道士参与政变活动的原因和条件。

程乐松教授对张雪松老师的观点进行了回应，认为长安是一个特殊的城市空间。这个城市空间涉及两个含义：一是政治文化含义，二是信仰文化含义。这种城市空间的分布本身，凸显了文人共同体、国家礼法这两个方面如何面对佛道二教的关系问题。就三教论衡的性质而言，程教授认为它除了礼义性之外，确实具有思辨的性质。从历史来看，道教是偏于实践的宗教，只有在唐代才表现出较强的思辨性、文人性，这与长安城市道教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三教论衡为道教注入了富于理性的论辩的方式，而这个方式到了宋代又渐渐没落，可见唐代长安为道教提供了特殊的文化环境。另外，程教授认为，张教授的观点为道教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文化视角。一般来说，唐代道教的研究侧重于制度性研究和思想性研究，对于社会性问题则缺乏考虑，这是学界应该注意的地方。

张泽洪教授对相关论点进行了回应。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