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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汉语国际推广研究所所长助理张靖博士举办学术讲座“汉学与宗教研究——以《通报》(T’oung Pao)为例

点击数:1804 更新时间:2017-04-13 12:56:33

 

主讲人简介

张靖,中国人民大学汉语国际推广研究所所长助理,文学院讲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秘书长,《基督教文化学刊》编辑。主要研究领域:比较文学,圣经文学,汉学。近期主要论文:《汉学最终不仅仅关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618日第5版;Chinese Art, 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Bible and Arts, ed. Timothy Beal (Oxford University of Press, 2015), 192-202“Métis and New Testament: Wisdom for Chinese women from Mark 7:24-30,”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vol. 15, no. 4 (2015):331-344.

 

 

2017412日,中国人民大学汉语国际推广研究所所长助理张靖博士举办学术讲座,题为“汉学与宗教研究——以《通报》(Toung Pao)为例“(Sinology and Religious Studies: As Reflected in T’oung Pao”)。

在本次讲座中,张老师从汉学的定义入手,以西方汉学经典杂志《通报》为例,通过介绍西方著名汉学家的生平及贡献,显示宗教在汉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及作用。

讲座由我所讲师钟智锋博士主持,我校哲学、宗教学等专业本、硕、博同学聆听了讲座。

 

汉学

张老师首先讲了汉学的基本概念与发展历史。简单地说,汉学(英文Sinology China Studies)是一门研究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学问。最早的汉学也许是14-15世纪日本人对中国的研究。1582 传教士利玛窦翻译了四书,可以视为开启了传教士汉学。1814年 法兰西学院设立了第一个汉学教席,可以视为学院汉学的起步。此后,汉学教席在欧洲相继设立:1857(俄罗斯)、1875( 荷兰)、1876(英国)、1909(德国)。

ASD.png二战(特别是冷战)后美国建立了“中国学 / 中国研究”这门学科,其与““汉学”各有所重。总的来说,“作为一个植根于中国、发展在海外的研究领域,汉学经历过’‘寻求风物、风情‘的游记汉学阶段、‘寻求译介、容纳’的传教士汉学阶段、‘寻求学科建制‘的学院汉学阶段;时至今日,当已涵盖海外扶余关于中国的全部研究。“今日中国的学子有着很好的机缘,不仅需要了解世界,也需要了解自己的祖国,需要达到梁启超所说的三个研究中国的三个境界: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在世界的眼中,中国经历过很大的形象转变。

比如,16世纪欧洲,门多萨(Juan Gonzalez de Mendoza)在《中华大帝国史》(15851588法文版)中将中国描述为一个没有贫困、乞丐,聪慧又审慎的民族。大思想家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曾言:“在中国,其政府和艺术既不与我们的这一领域交往,又不为我们的这一切所熟悉。该帝国远远超过我们典范中最优秀的部分。该帝国的历史使我认识到,世界该是多么辽阔无垠和五彩缤纷啊!”斯卡利热(Joseph Scaliger)说:“这个令人心驰神往的帝国……它谴责我们,谴责我们这些只拥有一个与他们比起来微不足道的小王国的法国人,谴责我们彼此之间互不谅解,互相残杀,逐渐地自我扼杀。在他们生活的国度里,歌舞升平,法律如此有制,以至于我们使一个基督教国家羞愧得无地自容。”西方学者们靠着这种对中华与中华文化浓厚的兴趣为汉学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比如利玛窦(Matteo Ricci)与翻译中国的《四书》、创作了《耶稣会与基督教传入中国史》和《天主实义》;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关于中国音韵学的专著《西儒耳目资》(1626)影响了很多中国学者;龙华民(Longobardi)的《论中国人宗教的几个问题》(1701)对“译名之争”有直接影响;卫匡国(Martino Martini)的作品《鞑靼战纪》(1654)《中国上古史》(1658)是不可忽略的历史作品;宋君荣翻译的《诗经》(1739)第一次让西方人认识到中国的诗歌;冯秉正的作品《通鉴纲目》(1737)、钱德明的《孙子兵法》(1772)、马若瑟的《汉语语言札记》(1728/1831)、雷慕沙的《汉语语法基础知识》《法显撰<佛国记>》(1836)、儒莲(Stanislas Julien)的《孟子》(1824)《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1853)《大唐西域记》(1857-58)、德里文(Hervey de Saint-Denis)的《离骚》《今古奇观》(1870)等都帮助西方人了解中国文化和思想的博大精深及丰富庞杂。

但是,这些翻译和兴趣的背后依然有着权力和利益的影子,因此不能忘记西方汉学研究的主要目的虽然是要理解和认识中国,但也要服务于研究者本国的科学研究。

比如,1514年葡萄牙国王获得罗马教皇授权,对东方天主教传教区有保护权,所有传教士需宣誓效忠葡萄牙国王,这样葡萄牙派遣了很多传教士并且对中国等东亚和南亚地区有了更多了解。1685年法国国王打破葡萄牙国王的垄断局面,获得教皇授权,于是6位耶稣会会士学者被授予“国王数学家”称号,创立了“科学布道团”(数学、天文、自然、地理、地图绘制、汉语和满文)。他们被赐予科学仪器、礼品和年金,但要求其考察成果呈报法国科学院。

因此,在16世纪一边倒盛赞孔子及中国文化之后,出现了关于中国的理性思考以及对中国的全盘否定,这其中夹杂着欧洲信仰大崩溃及“礼仪之争”的历史背景。孔多塞甚至直言不讳地指出,“这个民族的科学和艺术走在其他民族之前,似乎仅仅是为了看着自己逐渐被所有人遗忘。该民族拥有大炮知识,却丝毫不能阻止被蒙昧民族征服。甚至是印刷术的发明,亦完全无益于人的思想之发展。”

       自东西交通开始,西方是通过汉学家们的文字来了解中国,因此汉学家们的喜好和偏见都左右了读者的认知。外面的世界都是通过汉学家们的文字和书写来了解中国,这些汉学家们写的文字会发表在早期的汉学期刊和报纸上,从各个方面来介绍中国的文学、艺术、历史和宗教。张老师于是以《通报》为例进一步展示汉学研究与宗教的关系。

《通报》

西方的东方学和汉学期刊有很多,如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UK), 1824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US), 1843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K), 1917Acta Orientalia (Denmark), 1922Asia Major (Germany), 1923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Sweden), 1929等。1890创刊于荷兰莱顿的Toung Pao 《通報》是个中翘楚。《通報》由博睿出版社发行,在创刊之初有两个主编: 亨利·考迪埃(Henri Cordier)与施古德(Gustave Schlegel)。关于创刊目的,主创们认为:“我们创立这份新的刊物,不是出于自己个人的自负,也不是想在已有的亚洲期刊中徒增一份来凑数,而仅仅是出于确信我们出版的这份杂志能够填补在远东民族研究中的一个令人遗憾的空白。”

1890年《通报》的创刊版封面注明:“为东亚(中国、日本、朝鲜、印度支那、中亚和马来西亚等)历史、语言、地理和民族学研究服务的档案”,但在1906年的封面改为:“通报,或关于东亚历史、语言、地理和民族学的档案”。从封面的变化之中我们看出其研究内容和研究地域的变化(从最初的东西与中亚并存到后期只有东亚)。《通报》有“学术论文”,“杂识”,“杂录”,“记事”,“评论简报”,“讣告”,“书评”,“按语和征询”等八个栏目,其中“学术论文”发表的文章有时是三五页,有时长达数百页,其涉及的研究领域范围主要是东亚诸国,尤其是中国的史学、语言学、宗教、文学、考古学、艺术,也有为数不多的文章谈到了东方的科技,涉及到天文、历法、数学、制陶技艺、航海、火器、纺织等领域。

张老师接下来介绍了《通报》的双主编制度,一位法国主编加一位荷兰主编,从创刊者施古德、亨利·考迪埃一直延续此传统,直到2009年有了美国主编,且变成三位:法国魏丕信(Pierre-Étienne Will)、美国柯睿(Paul W. Kroll)、德国裔美国主编柯马丁(Martin Kern)。张老师重点介绍了几位历任主编,如研究兴趣相当广泛的施古德,他研究的触角几乎遍及中国社会的各方面, 不仅涉及中国的天文学、秘密社会, 还涉及中荷比较语言学以及中国的游戏、卖淫等现象。他的作品有《天地会:中国和荷属印度华人中的秘密会社》 ( 1866) 、《 星辰考原——中国天文志》 ( 1875)  、《荷兰- 厦门语辞典》 (4卷,1886- 1890)。被认为是西方汉学家中最伟大的先驱者之一的亨利·考迪埃,一生著述甚丰,主要著作有《中国学书目》5卷(18811924),《中国与西方列强关系史》(3卷,1902),《中国通史》(4 卷,1920)等等,其中《中国学书目》将汉学发轫时期至1924年的汉学研究论著目录全部收入,为汉学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极为 方便的论著检索向导。他晚年的另一贡献是以汉学研究领域新发现的材料和研究成果重新修订补充了亨利•裕尔的《马可波罗游记译注》和《东域纪程录丛》,使这两部书质量水准更上一层楼。1904 的主編沙畹(Édouard Chavannes),他翻译并注释了五卷本《史记》,于1893年主持法兰西学院“汉语及满语语言和文学”讲座,将历史考据研究方法引入20世纪法国汉学,培养了一批法国汉学人才。张老师介绍了沙畹的研究方法:他为了翻译《史记·封禅书》而去泰山考察,将当地的碑铭、石刻与《史记》文本相互印证,一举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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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中的宗教研究

在介绍《通报》历届主编与他们的学术成就时,张老师突出了这些汉学家在宗教研究方面的贡献。比如沙畹在《通报》上发表了描述几位朝圣者的传记和一些印度来华传教士的传记,翻译了《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1894),该书记录了中国朝圣者义净第三次去印度的旅行见闻。他尝试界定信仰的起源和演变,与列维(Sylvain Levi)合作撰写了关于佛教思想的文章《十方阿罗汉法难记》,收集、翻译了《佛教寓言五百首选集》(1910-1911,三卷),出版了大量有关佛教故事的书籍。

伯希和这位身份复杂、备受争议的鬼才,在《通报》上发表了很多文章,其中与宗教相关的文章有《[穆罕穆德·]伊德里西地理中的拨换[钵浣,白环,姑墨,亟墨,跋禄迦]城》、《景教使用的两个佛教称号》、《中国佛教中的“国师”》等。

戴闻达直接从中文翻译《道德经》,其译本被法国汉学家戴密微认为是最值得信赖的佳本。1948 年,戴闻达在巴黎第三十一届东方学会议上用法文宣读《唐代的道教》。1947 年,他在 《古代印度》刊载 《玄宗帝之梦》。1952 年,他在《通报》第41 期发表《中国的<神曲>》 。除此之外,他还专门写过《中国的宗教》、《中国人的神话》 等。

戴密微治学范围广泛,涉足佛教文献学、中国佛教史、历史学和文学等范畴,一生笔耕不缀,专著、论文及书评约300余种,以中国佛教研究尤其是禅宗研究成绩最为卓著。他的代表作《吐蕃僧诤记》记述了了8世纪末汉僧摩诃衍同印度僧人莲花戒在吐蕃王宫中的一次宗教大辩论,结合各种资料对此次宗教会议的来龙去脉、历史背景及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谢和耐探讨了外来宗教在中国的接受差异问题。在《中国与基督教》中他提出:“在中国人的世界观中,世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因而并不需要一个作为创始者的上帝。中国虽然可以与基督教世界接触和交流,有些中国人可能从表面上被归化为基督徒,但中国永远不可能被彻底‘基督教化‘,中国人也很难具有西方基督徒们的那种思想意识,而是始终都顽固地执著于他们自己所特有的文化和伦理传统。”这本书比较了中国伦理与基督教伦理,指出基督教士入华传教的困难在于中西文化的激烈冲突。他注重技术史的研究,认为传教士为带来的科学知识对中国科技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基督教所传入的并非是当时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而且其传授科学技术的目的也是为了更广泛的传播宗教。另一位主编许理合在其著作《佛教征服中国》中从僧团着手研究佛教史,分析了佛教在中国取得成功的内外因素,认为:印度佛教并没有“征服”中国,而是在中国本土思想和术语的基础之上被中国接受的。

张老师在最后还介绍了其他主编及他们的研究领域:魏丕信(中国吏政)、田海(中国民间宗教)、柯睿(中国古代文学)、柯马丁(中国古代文本),强调这些汉学家们的知识训练扎实,热爱中国,其研究方法和角度与中国学者不一样,期待着与中国学者合作和对话。张靖老师因此希望同学们能学好英语,珍惜中西对话的黄金时机,在学习和了解自己的文化传统的同时了解海外汉学家们的思想和方法,以便能够成为新一代真正学贯中西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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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方立天教授

    教授、博导,创所所长。研究方向:中国佛教、中国哲学。

  • 张风雷教授

    教授、博导,所长。研究方向: 佛教与中国传统哲学,尤其致力于中国佛教天台宗及魏晋南北朝佛教思想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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