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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张雪松副教授举办学术讲座“教团、庙宇与宗派——中国历史上的僧道组织”

点击数:1660 更新时间:2017-03-23 13:47:05

 2017年3月8日上午,我所张雪松副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学术讲座,讲座题目为“教团、庙宇与宗派——中国历史上的僧道组织”。

在讲座中,张雪松老师以僧道组织制度建立的过程、政府与僧道组织的关系以及中国传统宗法礼教对佛教组织制度之影响为主要线索,呈现了中国历史上的僧道组织的演化轨迹和运作方式。

讲座由我所讲师钟智锋博士主持,我校哲学、宗教学等专业本、硕、博同学聆听了讲座。


主讲人:张雪松副教授

一、
僧道组织制度建立的过程

  张雪松老师从出家制度随佛教传入中国讲起,中国传统上有“隐士”,但无“出家”制度。起初的出家人为外国僧侣,四世纪以后在法律上许可下,才有了汉人出家。
  在印度,早期佛教遵行“游行沙门”的风尚,无固定寺院。每年雨,游行者定期安居。久而久之,短期暂时的安居地“住处”就逐渐变为半永久性居住地“僧园”,比丘僧伽变为定居修道的团体。印度佛教关于僧侣是否可以定居寺院曾有过争论。提婆达多派反对允许僧侣定居寺院的主张,一直坚持游行四方。
  佛教入华后,定居与游行两种僧侣日常生活方式也都传入中国,但以定居寺院为主,这一方式对道教也产生了一定影响:道教场所由靖室变为“道馆”。除此之外,道士本着儒服,原无偶像,而后均发生改变,以及对神职人员的称呼由“祭酒”改称“道士”,这些都是佛道教相互影响的体现。
  僧侣住寺之后,在人员管理方面也不断发展变化。在印度,佛教寺院有“寺主”,僧人、俗人皆可为寺主。早期中国佛教是否有明确的“造寺之人,名为寺主”的观念尚待考证,但造寺者对于其所造寺院具有重要影响。中国早期寺院创立者基本都是俗人。后由于战乱或自然死亡等原因,“寺主”更多由僧尼担任,进而转换为僧官的名号之一。“寺主”一词在隋唐广泛使用,北宋时改称管勾,南宋时为避讳改称住持。唐代出现的禅宗十方丛林,主事者有“长老”、“法主”等称呼,后也统一为“住持”。
  僧尼居寺,在印度、中亚即有“主”、“客”之分。“客”类似后世的挂单之僧;“主人”类似于后世的常住。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二有相关记载,客僧若得到寺院原有僧人认可,即由客僧身份变为主人。南北朝时,中国佛教寺院也有主客之分。隋代三阶教文献《制法》有第十九条“安置客僧法”。
  财产管理方面,佛教寺院并不能简单视为僧侣的个人寺产。寺院财物管理十分明确和严格,只能提供给常住僧侣公用。短期外来客僧,即便是寺主的客人,也只是“私客”,不能侵夺常住僧侣的财产。南北朝时期,僧人可以保留有个人私财,但个人私财与寺院公产分界非常明确。僧侣的私财(包括“衣钵”等资生杂物和奴仆),可以让自己的弟子继承。不过僧尼的遗产曾一度按照类似“户绝”的方式处理,被官府充公。按《四分律》等唐宋流行戒律,僧尼亡故后,“重物”归十方僧众公有,“轻物”则由所在僧团寺院中的僧尼分配继承。

二、
政府与僧道组织的关系

  在此部分,张雪松老师首先讲述了僧人名籍制度。在印度和佛教传入早期的中国,僧人名籍最早是由僧团寺院自身掌握的,东晋末年僧人名籍逐渐被政府掌控。南北朝中后期开始,官府推行“公度”僧侣制度,打击“私度”者。唐代朝廷进一步加强了对佛教僧侣的控制,到唐中宗时,试经制度最终确立。
  随后,张雪松老师讲到了寺额制度。南北朝中后期寺额制度产生,早期的“寺额”系官府向寺院颁发带有寺院名称的匾额。如杨广将自己在江南的行宫江都宫大牙殿牓改制成“国清寺”的匾额。隋代之后,各地对佛教寺院数目常常使用总量控制的做法。终唐之世,有敕额的大型寺院维持在五千余所,而无额小寺大体十倍于此。会昌灭佛后,大量有额寺庙被毁,再度复兴佛法时则出现“改名旧额”、“依旧名额”两种利用废寺寺额的做法。两宋寺院管理与唐代有很大不同,精细化程度大大提高。宋代将小型寺院庵堂也纳入管理之中,故传世文献中两宋统计的寺院数目皆三、四万所,几乎十倍于唐代的寺院数目。在宋代,朝廷对各地有额寺院的总数大体有个总量控制,创制寺院一般是先向政府备案“系账”,等待批复后再赐额。
  与政府通过控制寺庙宫观来管理僧道类似,佛教道教教团内部也是通过寺院来掌控僧道。例如元代全真道重要领袖披云真人宋德方门人弟子的法派构建,采取记录其身为道官的重要弟子及其下辖的宫观庙庵的方式。明代中后期佛道教开始广泛流行派辈诗,采取一种师徒之间的“师徒联名制”,起到收族合异、壮大教团的作用。这些举措也在一定程度了削弱政府对僧道的控制。

三、
中国传统宗法礼教对佛教组织制度之影响

  张雪松老师首先说明了“宗”与“房”的概念。宗,即宗派。南京栖霞山寺住持明常和尚曾云“宗派只是弟子人数的反映。如果弟子增多,宗派一般会分出新的派系。如果弟子减少,该派系可能消失”。房,则是另一个重要概念。中外学术界对于中国佛教寺庙的研究,一般都采用子孙庙-十方丛林的二元模式,而忽略了在“剃度家庭”和“传法宗族”之间还有“房头”。一寺内各房头一般有以下几个特点:(1)各房头内部基本都是各自独立的庵堂(子孙庙);(2)各房头地理位置接近,都在丛林寺院附近;(3)各房头的创立者都被认为是丛林以往历代祖师之一。
  为进一步说明“房头”,张雪松老师举了几个例子以便我们理解。其一为净慈寺,其房头被称为“藕花居”;其二为焦山十三房;其三为北方的少林寺,有二十五房。房头有其独特的管理模式。由于地理位置接近,加之将各自创立者说成是丛林的历代祖师之一,各自独立的庵堂被组合成一个类似“继承式”的宗族。丛林管理则由各房轮值,如雍正朝整顿净慈寺之前,方丈由各僧房逐年轮值;逐年轮值的管理模式,是丛林比较常见的。张雪松老师在此讲述了圣严法师对狼山广教寺“七个房头轮值”时的回忆,与张修华对天津天后宫“二十四家香火轮值”的回忆。
  接下来张雪松老师引出了嗣书与法卷。维慈将法卷分为寺院的法卷(a Monastery Scroll)和私人的法卷(a Private Scroll)。 真正有实际意义的是寺院的法卷,得到寺院的法卷便有权继承丛林寺院的住持之职。
  最后张雪松老师点出了净土宗的独特作用。净土宗构成了正统出家僧人佛教与普通信众之间的中介,只要自称自己念佛,就被认为是净土宗,立刻获得一种身份改变,或身份认同。

问与答
01
当代中国佛教管理模式是怎样的?

答:一方面是宗教协会,另一方面也有宗法、传承,传统的师徒关系有复兴趋势。

02
协会对教团有何影响?

答:中国传统宗教原本没有教区、协会等概念。随着这些概念的引入,以及“佛学院”、“居士林”等近代新生事物的蓬勃发展,中国传统宗教教团模式有了很大的改变,评价方式更多被纳入民族国家体系之中。对于中国佛教来说,由于包含藏传佛教,情况应该说是更加复杂。而道教则力图说明自身与迷信的不同,试图重新构建身份认同。比如全真运动,引入名额比例、代表制等,同时还通过杂志等进行教理教义方面的宣传。

03
怎样看待宗法型宗教?

答:儒教的“敬天法祖”,与佛教道教实际上差别很大,在血祭、没有明确独立的教职人员等方面,与民间宗教有更多的相似之处。儒教强调天人合一,祭祀使用天干地支、节气等。佛道教注重生日、忌日,以教职人员为主体,有明确的经典。佛教道教一类是制度型宗教,而儒教则是弥散型。

04
怎样看待集体偶像崇拜?

答:早期佛教并没有佛像,更多的是脚印、佛钵等象征。公元一世纪左右受到希腊化的影响开始出现佛像,当时也曾就佛像是否具有佛性、感应等问题进行过争论。佛像后随佛教一同传入中国,对道教接受神像也产生了一定刺激作用。

05
怎样看待佛教道教对政治、民族的影响?

答:印度由于种姓制度的存在,“婆罗门”祭祀阶层是高于“刹帝利”政治阶层的,这与中国强调王者独尊的大一统传统很不一样。中国历史上佛教曾有过反抗,但最后均被镇压,这一过程还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国皇权的地位,例如,佛诞引入生日的概念后,皇帝生辰成为长生节,要普天同庆。佛道教对唐宋以来的国家观念、皇权观念、祭祀礼仪都有影响。

讲座详细内容可关注我所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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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方立天教授

    教授、博导,创所所长。研究方向:中国佛教、中国哲学。

  • 张风雷教授

    教授、博导,所长。研究方向: 佛教与中国传统哲学,尤其致力于中国佛教天台宗及魏晋南北朝佛教思想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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