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林通常指禅宗寺院而言，故亦称禅林，但后世教、律等各宗寺院也有仿照禅林制度而称丛林的。中国禅宗从曹溪慧能后，四传至于怀海，百余年间禅徒只以道相授受，多岩居穴处，或寄住律宗寺院。到了唐贞元、元和间（７８５—８０６），禅宗日盛，宗匠常聚徒多人于一处，修禅办道。江西奉新百丈山怀海以禅众聚处，尊卑不分，于说法住持，未合规制，于是折衷大小乘经律，创意别立禅居，此即丛林之始。丛林的意义，旧说是取喻草木之不乱生乱长，表示其中有规矩法度云（《禅林宝训音义》）。

丛林规模开始不大，到唐末五代之间，南方有发展。如洪諲住浙江径山，道膺住江西云居山，僧众多至千数；义存住福州雪峰，冬夏禅徒更不减一千五百人（《宋高僧传》卷十二）。入宋，丛林建置益臻完备，禅众亦以集中居住为常，凡名德住持的丛林，都有千人以上。如宋太祖建隆二年（９６１），延寿自杭州灵隐移住同地永明寺（今净慈寺），学侣多至二千（《景德传灯录》卷二十六）。

北方丛林，亦始盛于宋代。仁宗皇祐元年（１０４９），内侍李允宁施住宅创兴禅席，仁宗给与寺额为十方净因禅院。庐山圆通寺怀琏应命为住持，禅道大弘于汴京。神宗元丰五年（１０８２），又命京师（今开封）大相国寺，创立慧林、智海二大禅院，后都成为京师有名的禅林。至徽宗崇宁二年（１１０３），宗赜集《禅苑清规》时，丛林制度已灿然大备。宋室南渡以后，禅宗名僧辈出，所居丛林，皆极一时之盛。如克勤所住江西云居山、宗杲所住浙江径山、正觉所住泗州普照寺及明州天童寺，清了所住真州长芦崇福寺等，其住众常至千人以上。史弥远因而请定江南禅寺为五山十刹（余杭径山、杭州灵隐、净慈、宁波天童、育王等寺为禅院五山。杭州中天竺、湖州道场、温州江心、金华双林、宁波雪窦、台州国清、福州雪峰、建康灵谷、苏州万寿、虎丘等寺为禅院十刹。见《七修类稿》），俾拾级而登，于是丛林制度遂遍行于江南，迄后世不衰。

丛林制度，最初只有方丈、法堂、僧堂和寮舍。以住持为一众之主，非高其位则其道不严，故尊为长老，居于方丈。不立佛殿，唯建法堂（后世乃立佛殿）。所集禅众无论多少，尽入僧堂，依受戒先后腊次安排。行普请法（集体劳动），无论上下，均令参加生产劳动以自给。又置十务（十职），谓之寮舍；每舍任用首领一人，管理多人事务，令各司其局（《景德传灯录》卷六《禅门规式》）。

在这以前寺院的首脑为三纲：即上座、寺主、维那（或称都维那），都是领导大众维持纲纪的职僧。上座以年德俱高，都是朝廷任命。如姚秦、元魏，常有命令补上座。唐道宣亦曾被命为西明寺上座，其位居寺主、维那之上。寺主知一寺之事。如后周陟岵寺、隋大兴善寺等，皆有寺主。维那意为次第，谓知僧事之次第，或称为悦众；但后世常以悦众为维那之副，其职有数人，以大、二、三、四等别之（《百丈清规证义记》卷六）。

至于丛林古规的职事，则有首座、殿主、藏主、庄主、典座、维那、监院、侍者等名目。如黄檗希运在池州南泉寺为首座、遵布衲为湖南药山殿主、雪窦重显为南岳福严寺藏主、南泉普愿于庄上为庄主、沩山灵祐在江西百丈山为典座、克宾于河北魏府（今大名县）兴化寺为维那、玄则在法眼会下为监院（见元道泰《禅林类聚》第九）、兴化存奖为临济义玄侍者等。

后世丛林组织日渐庞大，各寺家风不同，为住持者多因时制宜、自立职事，名目层出不穷。宋宗赜《禅苑清规》的序文说：‘庄严佛社，建立法幢，佛事门中，阙一不可。岂立法之贵繁，盖随机而设教’。在《禅苑清规》所载丛林职事名目即有二十三种。宗赜还撰了一篇《龟镜文》（贰咸《禅林备用清规》卷七称之为《百丈龟镜文》），概括地说明设立各种职事的必要。文云：

‘丛林之设要之本为众僧，是以开示众僧故有长老，表仪众僧故有首座，荷负众僧故有监院，调和众僧故有维那，供养众僧故有典座，为众僧作务故有直岁，为众僧出纳故有库头，为众僧主典翰墨故有书状，为众僧守护圣教故有藏主，为众僧迎待故有知客，为众僧召请故有侍者，为众僧看守衣钵故有寮主，为众僧供侍汤药故有堂主，为众僧洗濯故有浴主，为众僧御寒故有炭头，为众僧乞丐故有街坊化主，为众僧执劳故有园头、磨头、庄主，为众僧涤除故有净头，为众僧给侍故有净人’（《禅苑清规》卷八）。

以上制度，自宋以来通行甚久，少有更改。至于今日可行的，则根据元代《敕修百丈清规》更有增益，且分成东西两序。东序序职（资格）有都监、监院等二十一员，列职（实职）有化主、库头等二十六员；西序序职有首座、西堂等十二员，列职有殿主、寮元等二十一员。细分职别可达八十种，可谓繁杂（见清仪润《百丈清规证义记》）。

丛林职事人员之多寡，各依其规模建制大小而定。方丈为禅林正寝、住持所居之处，故称寺主为方丈，他为全寺诸堂之头，故又称堂头和尚。至西序的重要职员，则为首座（即古之上座）、西堂、后堂、堂主、书记、知藏、藏主、知客、寮元（云水堂首领）等。东序为监院（即古之寺主，俗称当家）、副寺（即知库）、维那、悦众、侍者、庄主等，是一般丛林所常设的。此外，列职各专一务者，还有饭头、菜头、火头、水头、碗头（通称行堂）、钟头、鼓头、门头、园头、浴头（亦称知浴）、圊头（即净头）、塔头（亦称塔主）、树头（巡视山林、栽补树木）、柴头、磨头、茶头、炭头、炉头、锅头、桶头、灯头、巡山、夜巡、香灯、司水（禅堂专任）、照客、听用等。以上各种职事名称，以等级分，可统称为知事人员（一级）、主事人员（二级）和头事人员（三级）。规模较小的丛林，即以主事兼知事。规模较大的丛林，则有很完备的组织。方丈之下有库房、客堂、维那寮、衣钵寮四个机构（通称四堂口），是为丛林的基本组织，重要寺务由住持会同首座等班首与四堂口首领共议进行。此外有首座寮以处上座名宿，有侍者寮以处初学新参，有行者寮以处杂务行者和童行，有众寮（云水堂）以临时接待过往禅衲。又有蒙堂以处知事职僧以上退职人员，有单寮以处副寺以下退职人员，有延寿堂以处老病僧人，有庄田以供禅众从事生产。各堂又各立规约以资遵守（参看本书《清规》条目）。

现今丛林，以其住持传承的方式不同，又可分为子孙的与十方的两类。本来从宋代起，丛林即有甲乙徒弟院、十方住持院、敕差住持院三种之分。甲乙徒弟院，是由自己所度的弟子轮流住持甲乙而传者，略称为甲乙院。十方住持院系公请诸方名宿住持，略称为十方院。敕差住持院，是由朝廷给牒任命住持者，略称为给碟院。甲乙院住持是一种师资相承的世袭制，故又称为剃度丛林或子孙丛林。十方住持院由官吏监督的选举，故称为十方丛林。后世即大体沿用其制度，无大变动（现无其第三种）。

另外，十方丛林中依住持继承制度的不同，还有选贤丛林与传法丛林之分。有如镇江金山寺名刹的住持，即是依法系相传的，称为传法丛林；宁波天童寺自清末寄禅（敬安）重兴后，改为十方选贤制度，称为选贤丛林。１９２４年厦门南普陀寺改子孙丛林为十方选贤丛林，即依天童寺选贤方法，订立‘十方常住规约’二十条。并规定选举法、住持任期及进院退院等手续（《厦门南普陀寺志》）。这种选贤制度是丛林住持史上的一个进步。

关于丛林制度详见于《百丈清规》和它的注书《百丈清规证义记》等。至于丛林中行事和古德风规，则有道融《丛林盛事》、慧彬《丛林公论》、慧洪《林间录》、净善《禅林宝训》、无愠《山庵杂录》等可资参考。

（林子青）

二　殿堂

殿堂是中国佛寺中重要屋宇的总称。因这些屋宇或称殿，或称堂，故统名之为殿堂。殿是奉安佛菩萨像以供礼拜祈祷的处所，堂是供僧众说法行道等用的地方。殿堂的名称即依所安本尊及其用途而定。安置佛、菩萨像者，有大雄宝殿（一般称为大殿）、毗卢殿、药师殿、三圣殿、弥勒殿、观音殿、韦驮殿、金刚殿、伽兰殿等。安置遗骨及法宝者，有舍利殿、藏经楼（阁）、转轮藏殿等。安置祖师像者，有开山堂、祖师堂、影堂、罗汉堂等。供讲经集会及修道等之用者，有法堂、禅堂、板堂、学戒堂、忏堂、念佛堂、云水堂等。其他供日常生活、接待用者，有斋堂（食堂）、客堂、寝堂（方丈）、茶堂（方丈应接室）、延寿堂（养老堂）等。

中国主要殿堂，如佛殿、法堂、毗卢殿、天王殿、方丈等，一般建于寺院的南北中心线上，其余斋堂、禅堂、伽兰殿、祖师堂、观音殿、药师殿等，则作为配屋而建于正殿前后的两侧。如宋慧洪《潭州白鹿山灵应禅寺大佛殿记》说：‘世尊遗教，弟子因法相逢，则当依法而住。……营建室宇，必先造大殿，以奉安佛菩萨像。使诸来者知归向故，昼夜行道，令法久住，报佛恩故。’又《信州天宁寺记》说：‘入门，层阁相望而起。登普光明殿（佛殿），顾其西则有云会堂（禅堂），以容四海之来者。为法宝藏（轮藏殿）以大轮载而旋转之，以广摄异根也。顾其东则有香积厨（厨房），以办伊蒲塞馔。为职事堂（库房）以料理出纳。特建善法堂（法堂）于中央以演法，开毗耶丈室（方丈）以授道。’（《石门文字禅》卷二十一）从宋代以来殿堂的配置，大抵准此。

古代佛殿中像设如何布置，记载缺乏，难以详考。只可从现存古刹遗物中见其一斑。如唐大中１１年（８５７），五台山佛光寺佛殿存有佛像一堂。主像凡五尊，各有胁侍五、六尊。中尊为释迦，趺坐在长方形须弥座上。左次主像是弥勒佛，垂双脚，各踏莲花一朵。右次主像是阿弥陀佛，趺坐在六角须弥座上。释迦的左右有迦叶、阿难两尊者和两菩萨侍立。更前则有两供养人跪在莲花上，手捧果品，作奉献状。弥勒和弥陀的胁侍，除以两菩萨代两尊者外，其余均同。极左的主像是普贤，乘象，两菩萨胁侍，普贤像前有一韦驮及童子像。极右的主像是观音，乘狮，两菩萨胁侍（后世配置，都以普贤与文殊对称。文殊乘狮居左，普贤乘象居右。佛光寺却以普贤居左，而以观音居右，此或因五台为文殊道场，故尔）。佛坛两极端前角，各有甲胄护法天王，两像遥立对峙，各持长剑，嗔目怒视（梁思成《记五台佛光寺的建筑》见《文物参考资料》１９５３年第五、六期）。此种配置，为唐代留存的格式。

入宋，佛教像设始有具体记载。如慧洪《潭州白鹿山灵应禅寺大佛殿记》说：‘像设释迦如来百福千光之相，文殊师利、普贤大菩萨，大迦叶波、庆喜（阿难）尊者，散华天人、护法力士，又环一十八应真大士，序列以次，庄严毕备。’至南宋时，更有明确的记载。如宗鉴《释门正统》卷三《塔庙志》说：‘今殿中设释迦、文殊、普贤、阿难、迦叶、梵王、金刚者，此土之像也。……盖若以声闻人辅，则迦叶居左，阿难居右；若以菩萨人辅，则文殊居左，普贤居右。今四大弟子俱列者，乃见大小乘各有二焉耳。梵王执炉，请转法轮；金刚挥杵，护卫教法也。’这种一佛四弟子的形式，一直为后世部分佛殿像设所采用。

但自宋代以来，较大佛殿常供三尊，所谓三佛同殿。此或以弥勒为中尊，以释迦、弥陀位于左右，又以无著、天亲二菩萨为弥勒胁侍，如宋杭州金刚宝乘寺及开封殷圣禅院等处皆是。或以释迦佛为中尊，以弥陀、弥勒位于左右，又以迦叶、阿难二尊者为释迦胁侍，如天台山国清寺、大慈寺（唐修禅寺）、泗州乾明禅院、开封太平兴国寺、五台山真容院等处皆是（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卷一、三、四、五）。又有释迦、药师、弥勒为三尊者，则以药师代替弥陀坐于左位（东方），如宋契嵩《漳州崇福禅院千佛阁记》说：‘阁成，巍然九间。释迦、弥勒、药师，则位乎其中，千如来则列于前后左右。’（《镡津文集》卷十二）

但以弥勒与释迦、弥陀并列，后来渐有异议，遂以药师代之。如《释门正统》卷三说：‘或设三佛同殿，右弥勒、天亲、无著（胁侍）者，当来补处之像也；左弥陀、观音、势至（胁侍）者，净土之像也。窃尝论之：若据娑婆化主，止立释迦之像，辅以文殊、普贤可也。当来下生既在补处，未有辅佐，岂得与释迦、弥陀并列而为三耶？兹岂一佛独化之道乎？’宋以后，弥勒遂另居于弥勒阁、或弥勒殿（见契嵩《镡津文集》卷十二《泐潭双阁铭并序》）。

宋、辽时代佛殿，也有供五佛乃至七佛的。如大同华严寺、善化寺及泉州开元寺等宋、辽遗构佛殿，都各供五佛，亦称五智如来或五方佛。义县奉国寺大殿则供过去七佛。山西玄中寺千佛阁倒坏后，近由人民政府拨款修葺，改奉七佛，名七佛阁。此外七佛之像，仅见北京故宫博物院保存的山西兴化寺壁画而已。元代巨刹，多有前后二佛殿，前佛殿塑三世佛，即燃灯佛（亦称定光佛）、释迦佛、弥勒佛；后佛殿则塑五智如来（见元姚燧《牧庵集》卷十《崇恩福元寺碑》）。

明代佛殿，犹多塑三世佛。如徐一夔《灵谷寺碑》说：‘其为制：以佛之当独尊也，故于正殿，则奉去、现、未来之像，其他侍卫天神不与焉’（《金陵梵刹志》卷三）。明末嘉靖十九年（１５４０），日僧周良奉使访问中国，于淮阴兴国寺、沧州集善禅寺、北京大慈恩寺、苏州虎丘寺、吴江华严讲寺、余姚龙泉寺等佛殿，犹见三世如来之像（牧田谛亮《策彦入明记之研究》上《策彦和尚初渡集》）。

明代以后，伽蓝规制已有定式，故像设亦大抵一致。一般丛林佛像设三尊，中为释迦，左为药师，右为弥陀。释迦之左为迦叶擎拳含笑之像，其右为阿难合掌随侍之像，二像或对立或略斜向。药师、弥陀二佛，已少见胁侍。较小佛殿，仅奉释迦与二尊者，而置药师、弥陀于别殿。另外，现今中国著名佛寺大殿，亦有唯供一佛、或一佛二胁侍，或专供一菩萨者。如杭州灵隐寺解放后重修大殿时，唯雕塑释迦一尊。

佛殿两侧，后世多塑十八罗汉之像（左右各九尊）。罗汉的尊数，多依玄奘译《大阿罗汉难提蜜多罗所说法住记》，本为宾头卢跋啰惰阇等十六尊；其后画像塑像或加庆友（即说《法住记》之难提蜜多罗）与宾头卢（将宾头卢跋啰惰阇第一分为二人），或加迦叶与君屠钵叹，或加庆友与贯休（即最初画十六罗汉者）……藏式造像则加达摩多罗与布袋和尚二尊者，遂成为十八罗汉。佛坛背后的像设，常见的是观音手持杨枝水瓶，立于普陀洛伽山海之间（通称此处为‘海岛’），其四围则塑《华严经》善财五十三参中的人物，或《法华经普门品》救八难的景象。

寺院佛殿以外，各殿堂的像设大概如次：

一、天王殿，正面本尊，多安弥勒化身的布袋和尚坐像（北京广济寺则奉天冠弥勒菩萨坐像），左右分塑四大天王。弥勒背后设手执宝杵现天将军身的韦驮天像。布袋和尚为五代僧，名契此（—９１６）。体躯肥满，言语无恒，常以杖负布袋入市行乞，而现喜悦之相，人呼为布袋和尚。后梁贞明二年（９１６），寂于浙江奉化岳林寺东廊磐石上。临终遗偈，自称为弥勒化身；后人遂多塑之于山门（《宋高僧传》卷二十一）。

四天王为印度十六善神之属，其名常见于大小乘经论。最知名者为毗沙门天，义为多闻，乃印度北方守护神，与持国、增长、广目共称四天王（《金光明经》卷二《四天王品》，即以毗沙门居首）。毗沙门天王造像早已见于云岗、龙门等石窟。唐天宝元年（７４２）西域五国来侵安西，传说天王曾现身却敌，玄宗遂命于各州府城上西北隅均置此天王像。其后又命佛寺别院安置（《僧史略》下）。如唐长安大兴善寺之天王阁、江苏昆山慧聚寺等处之天王堂，即是供毗沙门之别院。

四天王的形像，古今略有不同。据唐译《陀罗尼集经》卷一说：

一、《四天王像法》：四天王均著种种天衣，严饰精妙。东方天王提头赖吒，左手把刀，右手执矛拄地。西方天王毗噜博叉，左手执矛，右手把赤索。北方天王毗沙门，左手执矛拄地，右手擎塔。又依《长阿含经》第十二《大会经》及《法华文句》等说：四大天王各领二鬼神，持国天王领乾闼婆与富单那，增长天王领鸠槃茶与薛荔多，广目天王领龙与毗舍阇，多闻天王领夜叉与罗刹，故四天王像的脚下各踏二鬼神以示威武。到了元代塑像，东方天王持物换了琵琶；明代北方天王持物换了雨伞；清代西方天王持物换了蛇类，遂成今日一般常见的四大天王的形相。元沙罗巴译《药师琉璃光王七佛本愿功德经念诵仪轨供养法》，以四偈说明四大天王的身色持物及守护国土：‘东方持国大天王，其身白色持琵琶’，‘南方增长大天王，其身青色执宝剑’，‘西方广目大天王，其身红色执绢索’，‘北方多闻大天王，其身绿色执宝叉’。现在四天王的塑像，大体据此记载为之。

韦驮天为南天王部下八将之一，在四天三十二将中以武勇著称。唐道宣在《感通录》里写了他常于东、西、南三洲巡游，守护佛法，故称‘三洲感应’；又现天将军身，守护伽蓝等故事传出后，遂渐渐形成，凡建寺必奉之为守护神，世称韦驮菩萨。其像形式有二：一合十指掌，横宝杵于两腕，两足平立。一以左手握杵拄地，右手插腰，左足略向前立。面向佛殿，注视出入行人。

二、金刚殿。明代佛寺在山门之内有金刚殿，塑二密迹金刚力士像，称为二王（后来即塑于山门内，不另设殿）。此二力士执金刚杵分立左右，守护佛刹。其缘起见于《大宝积经》卷八《密迹金刚力士会》，经谓勇郡王二太子各言所志，法意太子要誓，诸人成得佛时，当作金刚力士，常亲近佛，善闻一切诸佛秘要密迹之事。法念太子誓言，诸仁成佛道，身常劝助，使转法轮。法意太子，即今金刚力士名密迹者是。法念太子者，即今为梵天者是。《金光明经文句》知礼记谓，据经金刚力士唯一人，今状于伽蓝之门而为二像者，乃应变无方，多亦无咎。古代云岗、龙门、麦积山石窟，都有金刚力士雕像，只是一尊。唯隋代河北安阳宝山大住圣窟入口两壁，刻有那罗衍神王（有大力神）与迦毗罗神王二像，左像执槊，右像持杵，与佛所说于门两颊画执杖药叉相符（《大日经疏》卷一，夜叉亦译为密迹，为毗沙门天属下）。此二像为中国现存最古的门像（常盘大定《宝山之石窟》，见《支那佛教史迹踏查记》）。现今寺门左右的金刚力士像，都是面貌雄伟，作忿怒相，头戴宝冠，上半身裸体，右手执金刚杵，左手扼腕，两脚张开，故身体四肢均呈紧张之状。其不同者，只左像怒颜张口，以金刚杵作打物之势；右像忿颜闭口，平托金刚杵，怒目睁视而已。

三、法堂，亦称讲堂，乃演说佛法皈戒集会之处，在佛寺中为仅次于佛殿的主要建筑，一般位于佛殿之后。法堂之建，始于晋道安、昙翼于上明东寺所造（《六学僧传·隋罗云传》）。唐百丈创制《清规》，不立佛殿，唯树法堂，则尤加重视。法堂之内应有佛像、法座、罘罳法被或板屏及钟鼓等。《释氏要览》下‘佛堂置佛像’项下引《大法炬陀罗尼经》云：‘法师说法时，有罗刹女常来惑乱。是故说法处常须置如来像，香花供养，勿令断绝。’法座亦称狮子座，于堂中设立高台，中置坐椅，名曲盝床（略称曲盝）。法座之后设罘罳法被（今多设板屏），或挂狮子图以象征佛之说法。曲盝之前置讲台，供小佛坐像，下设香案，供置香花。两侧列置听席等。左钟右鼓，上堂说法时鸣之。

四、禅堂，古称僧堂或云堂，与佛殿、法堂同为禅宗丛林的主要堂宇，禅僧昼夜于此行道。百丈立制，裒所学众，无论多少高下，尽入僧堂之中，依夏次（受戒前后）安排。设长连床（今称广单），施椸架以挂道具。堂中设一圆龛，正中安奉圣僧像。圣僧之像不定，或以憍陈如、宾头卢为圣僧，或以文殊师利及大迦叶为圣僧。《梵网经》法藏疏云：‘闻西国诸小乘寺以宾头卢为上座，诸大乘寺以文殊师利为上座’，即其出处。古时僧堂本兼食堂（今禅林‘放参’晚饭即就堂而食，犹其遗风），多安宾头卢尊者于其中，此事亦始于晋时道安。道安常注经论，疑不合理，梦梵僧宾头卢劝其设食，愿为相助弘通。于是立座饭之，处处成则。但先此只施空座，前置碗盏，不安圣像。至刘宋泰始末（４７１），正胜寺僧法愿、正喜寺僧法镜等，始图其形（《寂照堂谷响集》第三）。唐大历四年（７６９）不空三藏奏请令天下寺院食堂中，于宾头卢之上，特置文殊师利形像以为上座（不

空《表制集》卷二）。故唐时食堂即僧堂是安文殊师利和宾头卢为圣僧的。后世于禅堂外另设斋堂（食堂），而圣僧仍留于禅堂，或禅堂改设毗卢佛像，将宾头卢设于斋堂，并设香灯以奉香火。明徐一夔《灵谷寺碑》：‘以禅与食，不可混于一也，故食堂附于库院’（《金陵梵刹志》卷三）。于是食堂在东，禅堂在西，遂为丛林定式。

五、毗卢阁，这是明代佛寺常建的殿堂。其上下层像设略有不同。明姚广孝《天界寺毗卢阁碑》：‘阁成，上供法、报、化三佛及设万佛之像。左右庋以大藏，诸经法匦。后建观音大士，示十普门。下奉毗卢遮那如来，中坐千叶摩尼宝莲花座，一一叶上有一如来，周匝围华。旁列十八应真罗汉，二十威德诸天。珠缨宝幢，幡盖帷帐，香灯瓜花之供，靡不毕备’（《金陵梵刹志》卷十六）。由于阁上设有万佛之像及庋置大藏，亦被称为万佛楼及藏经阁。

六、转轮藏殿（略称轮藏殿），创始于梁代傅翕（善慧大士）。《释门正统》卷三《塔庙志》说：‘诸方梵刹立藏殿者，初梁朝善慧大士傅翕愍诸世人，虽于佛道颇知信向，然于赎命法宝，或有男女生来不识字者，或识字而为他缘逼迫不暇披阅者。大士为是之故，特设方便，创成转轮之藏，令信心者推之一匝，则与看读同功。……诸处俱奉大士宝像于藏殿前，首顶道冠，肩披释服，足蹑儒履，谓之和会三家。又列八大神将，运转其轮，谓天龙八部。’唐时轮藏的构造，于轮藏上又安佛龛彩画悬镜，并环藏敷座，形制更为精美。白居易《苏州南禅院千佛堂转经藏石记》：‘堂之中，上盖下藏。盖之间：轮九层，佛千龛，彩画金碧以为饰。环盖悬镜六十有二。藏八面，面二门，丹漆铜锴以为固。环藏敷座六十有四。藏之内转以轮，止以柅。经函二百五十有六，经卷五千五十有八’（《全唐文》卷六百七十六）。

七、伽蓝殿，八、祖师堂。常分建于佛殿或法堂两侧。伽蓝殿供守护伽蓝土地之神像，古时又称土地堂，位于佛殿之东。据《七佛经》卷四云：护伽蓝神有美音、梵音、天鼓等十八神。今一般多供最初施造祇园精舍的给孤独长者、只陀太子及其父波斯匿王三像。祖师堂位于佛殿之西，多奉达摩或当寺开山祖师。宋白云守端说：‘天下丛林之兴，大智禅师（百丈怀海）力也。祖堂当设达摩初祖之像于其中，大智禅师像西向，开山尊宿像东向，得其宜也。不当止设开山尊宿，而略其祖宗耳’（《林间录》卷二）。但今一般佛寺祖堂，以达摩、慧能为禅道之祖，马祖建丛林，百丈立清规，多塑达摩（中）、慧能或马祖（左）、百丈（右）三像并坐。

九、浴室，安置跋陀婆罗（善守）之像，盖本《楞严经》水因圆通之说。《首楞严经》卷五：‘跋陀婆白佛言：我等先于威音王佛闻法出家。于浴僧时，随例入室，忽悟水因，既不洗尘，亦不洗体，中间安然，得无所有，宿习无忘；乃至今时从佛出家，令得无学。彼佛名我跋陀婆，妙触宣明，成佛子住。佛问圆通，如我所证，触因为上。’今佛寺浴室，又名‘宣明’，即依此说。又据《罗汉图赞集》所引清乾隆考证，此跋陀婆即《法住记》十六罗汉中之第六跋陀罗云。

十、香积厨，安置菩萨像，传为洪山大圣，乃为佛寺监护僧食者。自元代以后，则多奉大乘紧那罗王菩萨之像。相传元末，红巾首领率众至少林寺，众僧惶惧欲散。忽一火头老僧自庖中出曰：汝等勿忧，老僧一棒驱之。众笑其妄。老僧运三尺棍，径入红巾队中，遭者辟易，遂散去。世传乃紧那罗王显化。后天下佛寺斋厨多塑画其像，祈其监护；今少林寺之紧那罗王殿即其遗迹（《少林寺志》）。

寺院殿堂布置除佛像之外，还有比较固定的各种庄严和供具。主要的庄严为宝盖、幢、幡、欢门等。《洛阳伽蓝记》记建中寺的佛殿讲堂，有‘金华宝盖，遍满其中’的记载，可知中国佛殿之庄严，由来已久。

宝盖，又称天盖。本尊佛像有宝盖，经称华盖。佛行即行，佛住即住。今有以木材、金属或丝织之类，制成华盖之形，垂于佛像之上；也有不用此盖的。

幢，又称宝幢，为佛、菩萨的庄严标帜。一般以绢、布等制成。幢身周围，置八个或十个间隔，下附四个垂帛，或绣佛像，或加彩画。《观无量寿经》有：于其台上，自然有四柱宝幢，故今每一佛前多置四幢，或绕宝盖而悬。

幡，又称胜幡，也是象征佛的庄严。凡结坛场，必以幡严饰，布列四周，所谓‘幡坛不相离’。幡有多种颜色和制法，以平绢制者曰平幡，束丝制者为丝幡，以金属玉石联结制者曰玉幡。凡造幡之法，不得安佛、菩萨像，但得书写经文。今多书佛号或经偈，悬于佛前。

欢门，是悬于佛前的大缦帐，其上以彩丝绣成飞天、莲花、瑞兽、珍禽之属。两侧垂幡，称为幡门。门前悬供佛琉璃灯一盏。

殿堂供具多少，视堂构的大小及法事所需而定。《陀罗尼集经》云：当设二十一种供奉之具，若不能供二十一种，五种亦得。一者香水，二者杂花，三者烧香，四者饮食，五者燃灯。今佛前所设香炉、花瓶、烛台，所谓‘三具足’，即由此简化而来。小烛台之外，又有长檠，高五尺至八尺，上安木盏，以燃蜡烛。檠身多施雕刻彩画，今禅林佛殿、法堂佛前多用之。

又佛像前设有香几供台（大桌），其形或长或方不一。长的香几，以安置三具足之属，而供台则以奉五供（即涂香、花鬘、烧香、饮食、灯明）之用，以丝绣桌围围其四面。供台之前，置香几，几上放小香盘。香盘以紫檀木为之，上置一香炉二香鬘盒，分盛檀香、末香。盘前挂一红幛，绣莲花瑞禽之属。凡住持尊宿入殿诵经及上堂说法，多由侍者端香盘先导，至佛前置于香几，尊宿即就其前礼佛拈香。

（林子青）

三　传戒

传戒是设立法坛，为出家的僧尼或在家的教徒传授戒法的一种宗教仪式，亦称开戒或放戒。就求戒的人说是受戒、纳戒或进戒。佛教大、小乘的戒法有：五戒、八戒、十戒、具足戒和菩萨戒五种。比丘、比丘尼戒，必须具足一切条件——即一定僧数（中国十人、边地五人）、一定范围（结界立标）、一定程式（白四羯磨，即会议式），才能授受，故称为受具足戒，略称受具。

佛教初入中国时，并无传戒仪式。据佛教史籍记载，当时度人出家，只为剃发披服缦条，即无条相袈裟（见《释氏要览》上），以不满五人，不能受具。大概只用三皈、五戒、十戒迭相传授而已。到了曹魏嘉平二年（２５０）时，昙摩（柯）迦罗（《高僧传》卷一译云法时）来到洛阳，见众僧未秉戒法，乃就白马寺译出《僧祇戒心》（戒本）以备用。并请梵僧立羯磨法受戒。这是中国依律传戒之始。魏正元中（２５４—２５５）安息国沙门昙帝在洛阳译出《昙无德羯磨》，才具备羯磨仪式。中国僧徒之受具足戒，一般传说以朱士行为首（《僧史略》上），或即在此时。

东晋时（３１７—４２０），出家僧尼渐多，道安始提倡严肃戒律。他以为佛法东流未久，译人对于受戒之法考校者少，先人所传相承自以为是，至佛图澄乃多所改正（见道安《比丘大戒序》）。道安时值丧乱，转徙四方，常率弟子数百人，往来襄阳长安等地。他所制定的僧尼轨范，有布萨（说戒）、悔过等法，可见其重视戒律弘传之一斑。

中国尼众之受具足戒实始晋代。晋穆帝升平元年（３５７），僧建请昙摩竭多于洛阳，依《僧祇尼羯磨》及《戒本》建立戒坛传戒。当时沙门道场以《戒因缘经》为难，认为他传戒结界不合法。昙摩竭多遂浮舟于泗河结坛，洛阳竹林寺净检尼等四人同于此坛从大僧受具足戒，这是中国尼众受戒之始，称为船上受戒（宝唱《比丘尼传》卷一）。

其后刘宋元嘉六年（４２９），有狮子国（今斯里兰卡）比丘尼八人至宋京（今南京）。当时景福寺尼慧果、净音等以先所受戒不如法，戒品不全；适罽宾沙门求那跋摩经南海至宋，于南林寺建立戒坛，因请求重受。求那跋摩引证佛姨母波阇波提最初为尼因缘，谓戒本本从大僧而发，虽无僧尼二众，无妨比丘尼的得戒。又以当时狮子国八尼年腊未登，不满十人，且令学宋语；求那跋摩另托西域船主难提于元嘉十年（４３３）复载狮子国比丘尼铁萨罗等十一人至，而先来诸尼已通达宋语；但这时求那跋摩已经去世，恰巧同年僧伽跋摩到达宋京，慧果尼等始在二众俱备的形式下，于元嘉十一年（４３４）在南

林寺戒坛，重受具足戒。这时次第受尼戒者达三百余人（《比丘尼传》卷二、三）。世传汉代妇女阿潘出家但受三皈，晋时净检尼只在一众边得戒，都未为全戒；故中国尼众于二众边受具足戒的，以慧果、净音等为始（《僧史略》上）。五世纪初，《十诵律》（４０４译）、《四分律》（４１０译）、《僧祇律》（４１６译）、《五分律》（４２３译）诸律部次第译出，中国戒律典籍遂大体完备。最初盛行者为萨婆多部（即说一切有部）之《十诵律》，其次《僧祇律》、《五分律》次第流行，隋、唐时代，《四分律》始广行于世。

南朝宋、齐时代（４２０—５０１），律学巨匠志道、法颖等，皆盛弘《十诵》。志道（４１２—４８４）住钟山（南京）灵曜寺，特长律品。北方先时（４４６）魏太武灭法，后虽复兴，而戒授多阙。志道乃携同契十有余人至河南虎牢（今汜水县北），于引水寺集合洛、秦、雍、淮、豫五州僧众，讲律明戒，更申受法。北魏僧戒获全，实得其力（《高僧传》卷十一）。法颖（４１６—４８２）敦煌人，精研律部，元嘉末（４５３）至宋都居新亭寺，受命为都邑僧正；齐时复为僧主。他于宋、齐二代在金陵盛弘《十诵》，被推为七众宗师。著有《十诵羯磨》并《尼戒本》等（《高僧传》卷十一）。其门下出智称和僧祐，都是后来知名律师。

梁、陈二代，受菩萨戒风气盛行。梁武帝、陈文帝等均称菩萨戒弟子。菩萨戒之弘传始于罗什。敦煌写本中有题罗什撰《受菩萨戒仪轨》一卷。至于受戒的作法则以昙无谶（３８５—４３３）在姑臧（今甘肃武威）为道进等十余人受菩萨戒为嚆矢。梁武帝以戒典东流，人各应受，但所见偏执，妙法犹漏。乃掇采群经，更造圆式戒坛，并诏慧超授菩萨戒。天监十八年（５１９）四月八日，自发弘誓，暂屏衮服，受福田衣（袈裟）于等觉殿从慧约受菩萨戒，太子公卿道俗男女从受者四万八千人（《续高僧传》卷六《慧超及慧约传》）；一说武帝将受菩萨戒，命僧正推选戒师。僧正略举法深、慧约、智藏三人，武帝意在智藏，遂从他受菩萨戒（《续高僧传》卷五《智藏传》）。后至隋代，文帝杨坚从昙延受菩萨戒，炀帝杨广从智顗受菩萨戒，均称菩萨戒弟子（《广弘明集》卷二十二）。

北方在元魏时，多行《十诵》及《僧祇》。魏法聪本学《僧祇》，后依昙无德羯磨得戒，始弘《四分律》；然是口传，未载简牍。门人道覆继之，始制《疏》六卷（《僧史略》上）。北齐时代，慧光始弘《四分律》。他在北齐任天下僧统，世称光统律师，著有《四分律疏》并删定《羯磨戒本》，盛行传戒（《续高僧传》卷二十一）。慧光弟子有法上、道凭、僧达、昙隐、道云、道晖等十人。为魏、齐二代僧统四十年，常为众僧授戒（《续高僧传》卷八）。北周沙门慧远，依法上僧统受具，光统律师十大弟子并为证戒，时以为荣（《续高僧传》卷八）。

晋、宋以来，南方所立戒坛很多。东晋法汰先于杨都（今南京）瓦官寺立坛，支道林于石城、沃州（今浙江新昌县境）各立一坛。支法存于若耶（今浙江绍兴）谢傅隐处立坛。竺道一于洞庭山（今江苏吴县太湖）立坛。竺道生于吴中虎丘立坛。宋智严于上定林寺（在今南京）立坛。慧观于石梁寺（在天台山）立坛。求那跋摩于南林寺立坛。齐僧傅于芜湖立坛。又有三吴戒坛（似与法献有关）。梁法超于南涧（在今南京）立坛。僧祐于上云居、栖霞、归善、爱敬四寺（俱在今南京）立坛。到唐初为止，自渝州（今重庆）以下至江淮（江苏、安徽）之间，通计戒坛有三百余所（道宣《关中戒坛图经》）。这些戒坛形制如何已不可考。至唐干封二年（６６７）道宣于长安净业寺建立戒坛，始有定式。其制凡三层，下层纵广二丈九尺八寸，中层纵广二丈三尺，上层畟方七尺。其高度下层三尺，中层四尺五寸，上层二寸，总高七尺七寸；四围上下有狮子神王等雕饰（《戒坛图经》）。

戒场本无建筑屋舍之必要，只要随处有结界标示即成。道宣《四分律行事钞》卷上之二云：‘外国戒坛多在露地，如世祭坛郊祀之所。’但为妨风雨起见，古来大抵是堂内受戒与露地结界受戒并行的。道宣以后，戒坛的建立遍于全国。如广州光孝寺、嵩山少林寺（义净重建）、长安实际寺、嵩山会善寺（一行建）、洛阳广福寺（金刚智建）、罗浮山延祥寺、庐山东林寺、长安大兴善寺、洪州龙兴寺、抚州宝应寺、交城石壁寺、魏州开元寺、五台山竹林寺、泉州开元寺、吴郡开元寺等都有戒坛。戒坛名称亦有种种不同：嵩山会善的名五佛正思惟戒坛（《金石萃编》卷四十九）、洛阳广福寺的名一切有部石戒坛（《不空三藏表制集》卷三）、交城石壁禅寺的名甘露义戒坛（《金石续篇》卷九）、建安乾元寺的名兜率戒坛（《宋高僧传》卷十二《大安传》）。

唐代宗永泰元年（７６５），命长安大兴善寺建方等戒坛，所需一切官供。又命京城僧尼各置临坛大德僧人，永为常式。临坛大德之设始此（《僧史略》下，此十临坛大德，即后世受戒时之三师七证）。其后会昌、大中年间（８４１—８５９）临坛大德见于僧传者有长安圣寿寺慧灵及福寿寺玄畅等。当时还有内临坛（宫中戒坛）外临坛（一般寺内戒坛）大德及内外临坛大德之称。玄畅即当时有名的内外临坛大德（《宋高僧传》卷十六、十七）。

宣宗大中二年（８４８）、懿宗咸通三年（８６２）又各命建方等戒坛。此与声闻小乘教法有异。求戒者不拘根缺缘差，并皆得受；但令发大心领纲而已。此以禀顺方等之文而立戒坛，故名方等戒坛。宣宗又以会昌法难时，僧尼被迫还俗者达二十六万零五百人，在俗期间不免犯过，现欲再受出家，必先忏众罪，后增戒品，若非方等，岂容重入？取其能周遍包容，故称方等戒坛（《僧史略》下）。大中二年命上都、东都、荆、杨、汴、益等州建寺立方等戒坛，即为僧尼再度者重受戒法（《佛祖统纪》卷四十二）。到了大中十年（８５６），又命僧尼受戒给牒。这是中国僧尼受戒给牒之始（《释氏稽古略》卷三）。

宋太平兴国三年（９７８）永智于杭州昭庆寺立万寿戒坛，后允堪重建，为江南著名戒坛（俞樾《杭州昭庆寺重建戒坛记》）。允堪自庆历、皇祐（１０４１—５３）以来，还于苏州开元寺，秀州（今嘉兴）精严寺建造戒坛传戒（《稽古略》卷四）。真宗大中祥符二年（１００９），命异州（今南京）崇胜寺建坛，名承天甘露戒坛。翌年又在京师（开封）太平兴国寺立奉先甘露戒坛。天下诸路皆立戒坛，凡七十二所。京师慈孝寺，别立大乘戒坛。使先于诸方受声闻具足戒（比丘戒），后至此地增受菩萨戒（《佛祖统纪》卷四十四）。此为后世三坛次第传戒的开端。

明代中叶，封闭戒坛，受戒轨则遂遭废弛（《百丈清规证义记》卷七）。至万历间，如馨于南京灵谷寺，重兴南山，开坛传戒，三昧寂光继之，重立规制，开律宗道场于南京宝华山。弟子见月读体参照古规，撰辑《传戒正范》、《毗尼止持会集》，遂为近代传戒的典则。同时三峰法藏撰有《弘戒法仪》一卷，盛传戒法于江南；清初终南山超远加以补充，成《传授三坛弘戒法仪》一书。见月弟子书玉弘律于杭州昭庆寺，撰《二部僧授戒仪式》及《羯磨仪式》，有了这些著作，传戒的体制乃渐备。又清初广东弘赞，著有《比丘受戒录》和《比丘尼受戒录》；乐山老人著有《增删毗尼戒科》、智旭著有《重治毗尼事义集要》等书，俱行于世，为各地传戒时所依用。到了清末，湘僧长松以各地传戒遵守戒科不一，谓‘遵三峰者不少，亦因乐山颇多，集吴越间专遵华山更广矣’（《戒科删补集要叙》）。因依毗尼删补合辑《弘戒法仪》、《增补毗尼戒科》、《传戒正范》诸本，成《戒科删补集要》，盛行于湘鄂之间（苇舫《中国戒律宏传概论》，见《海潮音》第十五卷第七号）。

古代传戒唯属律宗寺院之事，近世禅寺教寺亦相率开坛传戒。有些不定期传戒的寺院，常于数月前分寄‘报单’，实贴各寺山门，使远近周知。

一般传戒之法都是连受三坛。凡新戒入寺求戒须交一定戒金，以充戒堂灯烛香花、戒牒、同戒录等费用。登记后男女新戒分别编入戒堂。以三人为一组（叫做‘一坛’），次第编号，登坛受比丘戒时，即依此序而行；初坛沙弥戒和三坛菩萨戒，皆另集体授受。每传一坛戒法，事先都要经过隆重演习，称为演仪，然后正式传戒。据《传戒正范》所载：初坛授沙弥戒前请戒忏悔仪，有净堂集众法、通启二师法、请戒开导法、验衣钵法、露罪忏悔法、呈罪称量法等。二坛授比丘戒前请戒忏悔仪，有明习仪法、请戒开导法、通白二师法、教衣钵法、审戒忏悔法等。三坛授菩萨戒前请戒忏悔法，有通白二师法、请戒开导法、开示苦行法等。

初坛传戒仪式，于法堂或其他适当场所举行。至时鸣钟集众，待新戒齐集法堂，引礼作白教新戒请师开示。传戒和尚即为开导受十戒意义，并行三归羯磨。次为说沙弥十戒戒相（沙弥尼同），一一问以尽形寿能持否？众答‘依教奉行’，初坛告毕。

二坛传戒仪式，在戒坛举行。即为比丘、比丘尼授具足戒。受戒之时，鸣钟集新戒于法堂，迎请戒师入戒坛。十师入坛拈香礼佛毕，绕登坛上就座。传戒和尚依律命羯磨师作单白羯磨，差教授师下坛与诸沙弥询问遮难。教授师对新戒先说衣钵名相，随问‘今此衣钵是汝自己有否’？新戒答‘有’，即向师白受衣法，再口诵偈咒，身著袈裟。然后教授师次第询问十三重难，及十六轻遮；新戒必须一一肯定回答。这是在受戒前实施审查受具者是否犯有众罪以决定允许加入僧团的遗制。这时问的遮难，在戒律程式上为预审，坛上正式受戒时，据此一一重问。

问毕，传戒和尚即开导明授戒体法。次依白四羯磨（三读表决法）仪式，为诸沙弥授比丘戒。受具足戒已，传戒和尚又举四重禁即淫、杀、盗、妄四重戒或四不应作事，说明任犯一禁即失去比丘资格。比丘本（依用四分律）有二百五十条戒相，比丘尼有三百四十八条戒相，俱以四重戒为根本，故戒坛上只宣四重戒，其余枝叶戒相，命受具者下坛后学习。三坛传戒仪式，一般多就佛殿举行（若新戒多，丹墀中亦可）。正中敷一高座，供本师释迦牟尼佛位，左上高座供尊证师十方诸佛，羯磨师文殊菩萨，教授师弥勒菩萨及同学等侣十方菩萨位。右上高座候所请菩萨戒法师。受戒之日，鸣钟集新戒于佛殿，请师入坛仪式与二坛略同。以前一般在受菩萨戒之前，和尚为已受比丘、比丘尼戒者开示苦行之后，即令每人燃香于顶，或九炷（菩萨优婆塞、优婆夷）、或三炷（菩萨沙弥）、或十二炷（菩萨比丘），谓之烧香疤。燃香于顶之起源，相传始于元世祖至元廿五年（１２８８），释志德主天禧寺，每与七众授戒，燃香于顶，指为终身誓。此为中国汉族佛徒烧香疤之始（见谈玄《中国和尚受戒烧香疤考证》）。但燃顶之法为羯磨所无。

大众齐集，菩萨戒师即开导三聚净戒，即菩萨戒法：摄律仪戒、摄善法戒、饶益有情戒。次起座拈香作梵，二阿阇黎同音，教受戒者奉请释迦如来为得戒和尚，文殊师利菩萨为羯磨阿阇黎，弥勒菩萨为教授阿阇黎，十方一切如来为尊证。继之教以忏悔三世罪业及发十四大愿。最后依《梵网经》宣说菩萨十重四十八轻（若授在家菩萨，六重二十八轻）戒相，授受问答方式与受比丘戒时略同。仪式完毕，戒师作礼下座，新戒归堂，三坛完毕。

戒期完毕，由传戒寺院发给‘戒牒’及‘同戒录’。从前宋代僧尼出家时领取度牒（出家僧籍证明书），受戒时领取戒牒（受戒证明书具有法律效力），都由政府颁发。传戒寺院只发一种‘六念’。受戒时须呈验度牒，才能受戒（《庆元条法事类》卷五十道释令）。

到了明洪武永乐间（１３６８—１４２４）三次下令，许僧俗受戒之人，抄白牒文随身执照，凡遇关津把隘之处，验实放行（见明如馨《经律戒相菩萨轨仪》）。戒牒的作用遂成为僧尼旅行的护照。清初废止度牒，僧尼出家漫无限制，各地亦传戒频繁，而戒牒改由传戒寺院发给，其内容和形式遂极不一致了。

（林子青）

四　度牒

度牒是国家对于依法得到公度为僧尼的所发给的证明文件（度是说度之入道）。度牒在唐代也称为祠部牒，都是绫素锦素钿轴（北宋用纸，南宋改用绢，见《宋会要辑稿》第六十七册《职官十三》），就是品官所用的纶诰（其实物在日本还保存有最澄入唐所得的一轴，那上面详载僧尼的本籍、俗名、年龄、所属寺院、师名以及官署关系者的连署）。僧尼持此度牒，不但有了明确的身份，可以得到政府的保障，同时还可以免除地税遥役。

宋赞宁据《唐续会要》载（会昌）六年（８４６）五月制：‘僧尼依前令两街功德收管，不要更隶主客，所度僧尼仍令祠部给牒。’赞宁因《续会要》上文有天宝二年事，遂认六年为天宝六年，而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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