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志明教授在我所举办学术讲座“佛教怎样融入国学”

作者： 佚名 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950 更新时间：2011-09-11 15:49:15

       2011年4月22日下午，应中国人民大学宗教高等研究院、哲学院、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会副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宋志明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人文楼六层会议室举办学术讲座，讲座题目是“佛教怎样融入国学”。参加本次讲座的老师有我所专职研究员、哲学院副院长魏德东教授、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执行所长张风雷教授、宗教学教研室主任张雪松博士、哲学系陈世珍副教授等。此外还有来自哲学院、文学院、国学院、历史学院以及兄弟院校师生数十人到场听讲。讲座由魏德东教授主持，张风雷教授担任此次讲座的评议人。

    宋志明教授首先分析了国人接受佛教的原因。他认为，佛教进入中国是因为文化精英阶层言论自由的需求、大众阶层信仰真空的需求以及皇族上层统治的需求三股推动力作用的结果。其一，在精英阶层方面，宋先生从中西方言论自由和思想解放的比较出发，认为在西方历史上有“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的自由传统，而在中国历史上，虽有郭象等人运用道教思想对言论控制进行了冲击，但总体而言却是归于失败而缺失的。佛教的引入使得知识精英在话语体系之外获得了精神解放、找到与众不同生活方式的可能，同时佛教还能在组织上为知识精英提供寺院力量与皇权抗衡，寻回言论自由和话语权。此外，佛教还为知识精英提供了新的多重世界观，将政治哲学话语转向了人生哲学，为汉语词源注入了新的力量。其二，在大众层面，宋先生认为大众是社会的底层，文化困惑较之精英有过而无不及，但中国传统哲学却是以政治哲学为主导，走的是忽悠上层的路线，而大众文化欠缺。而佛教自释迦牟尼开始即具有从上层向民间布道的传统，二者的结合促使了佛教的引入，为普通民众提供了寄托之所，从而暂时缓解了他们的痛苦。其三，在皇族上层方面，宋先生认为佛教的引入是统治的需要。随着秦汉大一统社会的解体，儒家倡导的纲常名教根基已经动摇，对社会影响力大大减弱，社会意识形态控制需要劝善止爆的替代品。而佛教由于其提倡做净业、行善道的信仰和自律基础符合了统治阶层的需要，被统治阶层纳入政治考量。换而言之，皇族需要引入佛教资源，强化社会思想控制，重塑社会秩序。至此，宋志明先生进行了小结。他认为，从人的角度看，人因具有独立的精神生活从而不是简单的动物存在；从中国哲学史的高度看，传统的诸如王充的命定论显得过于消极，佛教的引入和补充使得中国哲学从政治哲学转向到人生哲学，从这个角度而言，佛教在其中扮演着必不可少的中介角色。

    接着，宋志明教授介绍了中国僧人诠释佛教教理的方法。他以道安、僧肇、法藏、慧能和太虚、印顺为例，认为中国僧人是用中国人的方式理解和讲述佛教，是接着讲而非照着讲。宋志明先生还将佛教与儒、道两家进行了对比，认为儒家是常态的道家是非常态的，佛教是超常态的，其所提倡的“放得下”是对中国人精神的安顿。他指出，这种中国式的精神安顿有三个层次，即不执著、去无明与平常心。由此出发，他认为佛教在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主要扮演着一种生活形态的角色而非纯然宗教式的，因而成为国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随后，宋先生指出，传统的儒家与道家都是生学，而佛教是生学与死学的汇合。他具体提到，中国传统是不谈死，儒家是教人堂堂正正地过一生，道家是教人轻轻松松地过一生；佛教传入，教人干干净净地辞别此世使得中国哲学将理论视野延伸到历来不太关注的死亡问题他以张载、朱熹等宋明理学大家为例，认为中国哲人在唐宋时期吸收佛教思想，加入死亡意识，整合生死，使佛教智慧转化成中国哲学。

    最后，宋志明教授总结道：佛教融入国学的历史启示在于宗教在搭建有民族特色的精神世界的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精神要素。三家各有优势而相互补充，在交互融会贯通的过程中既发展了自身，又对民族精神的培育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共同构成丰富多彩的中国哲学。

    张风雷教授对宋志明教授的讲座做出了点评。他认为，从自己的专业角度看，宋先生的讲座有三点启示：第一是中国佛教研究者在研究的时候必须树立中国哲学整体观，结合儒释道三家思想历史背景，得出合乎历史实际的结论；第二是研究的重心在于宗教的中国化；第三是强调把握关节点问题，以此为突破口，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在互动环节，大家就自己所关心的问题与宋志明先生进行了广泛而深入地交流。该演讲是中国人民大学宗教高等研究院、哲学院、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主办的“华岩宗教学术系列讲座”的第十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