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7月21日,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中华佛教史》在京举行新书发布仪式,总主编汤一介先生以及数十位专家学者云集北京大学博雅国际酒店展开专题研讨。北京大学社科部部长兼哲学系主任王博、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副总经理崔元和出席并讲话,中央电视台等多家媒体对此学界盛世进行了报道(http://tv.cntv.cn/video/C10616/8720f5fb5f2f44d5b740faae5293978b)。
我所张雪松副教授撰写了《中华佛教史》第一卷《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卷》。
附录:
历时十五年的《中华佛教史》
(《中国民族报》宗教周刊,2014年7月29日)
□ 张雪松
2014年7月21日,“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中华佛教史》在北京举行新书发布仪式。5年前,汤一介先生在季羡林先生追思会上提到,季先生生前的“一个心愿是他主编的《中华佛教史》能出版。我们知道已出版的《中国佛教史》不少了,为什么季先生还要主编一套14卷的《中华佛教史》呢?这是他认为已出版的‘佛教史’多是‘汉地佛教’,而我们应编写出一部包括各少数民族地区的佛教,如藏传佛教、南传上座部佛教、西夏佛教、西域佛教等,他在病中还亲自写了西域佛教的一部分。”
现今《中华佛教史》的出版,算是圆了季羡林先生的一个心愿。《中华佛教史》由学界泰斗季羡林、汤一介两位先生担任总主编,汇聚一大批佛教文化研究精英,各卷作者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央美术学院、中央音乐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高校、科研院所,历时15年潜心编纂而成。全书最终由山西出版传媒集团旗下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共11卷,约500万字,包括《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卷》(张雪松)、《隋唐五代佛教史卷》(洪修平等)、《宋元明清佛教史卷》(魏道儒)、《近代佛教史卷》(麻天祥)、《佛教文学卷》(孙昌武)、《佛教美术卷》(金维诺)、《西藏佛教史卷》(王尧)、《云南上座部佛教史卷》(张公瑾、杨民康、戴红亮)、《中韩佛教交流史卷》(魏常海)、《中国佛教东传日本史卷》(杨曾文)、《佛教史论集》(季羡林)。丛书上起汉魏,下及近代,不仅是一部汉传佛教通史,还涵盖了三大语系佛教(汉语、藏语、巴利语)在我国多民族的传播,以及在日本、朝鲜等国的发展,并且对佛教艺术、文学等进行分卷论述。
《中华佛教史》的编撰开始于上世纪末,原计划为12卷,后经反复论证研讨,将其中的中日韩佛教交流卷分为二卷,中日、中韩各自独立成卷;而敦煌佛教卷、西域佛教卷和西夏佛教卷因各种原因未能完成。季羡林先生生前曾撰写部分西域卷文稿,但手稿下落不明。为弥补这一缺憾,特将季羡林先生的《佛教史论集》编为《中华佛教史》最后一卷,故最终《中华佛教史》呈现为11卷的规模。
“中华”佛教史相比以往“中国”佛教史,最大的特色有三:
《中华佛教史》论述内容不限于汉族、汉传佛教。王尧先生是藏语言、藏传佛教研究大家,张公瑾先生是傣族文化、贝叶经研究大家,两位先生的撰述具有重要意义。正如王尧先生在新书发布会上指出的,藏传佛教东传史是值得今后继续研究的课题,同时藏传佛教在蒙古、满、西夏、羌人中的影响,对各民族确认中华民族成员身份认同中的作用,需要引起充分重视。张公瑾先生及其弟子撰写的云南上座部佛教史具有开拓意义。海外学者的南传佛教研究主要集中在斯里兰卡、泰国、缅甸,最多止于老挝、柬埔寨,而不涉及中国境内的南传佛教。中国境内云南等地的南传佛教,是南传佛教向外扩展的最后一站,中国云南上座部佛教史卷的撰写完成,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
《中华佛教史》不仅限于中国境内,还论及西域之源、日韩之流。《中华佛教史》丛书主编之一汤一介先生的父亲汤用彤是中国佛教史研究的重要开拓者,老汤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前编写的《隋唐佛教史稿》中就已经提出“汉晋之间,佛教来自西域,月氏、于阗、龟兹为其时重镇。此后,多因我国僧人冒万苦入印,得佛教之真传,中土亦渐为传法之中心,高丽、日本遂常来求法,唐时甚盛,由是而叙本期佛法之传布”。老汤先生在研究中国佛教史的同时,即已强调对西域佛教史,日、韩佛教传播史的研究;近年来,西方学界亦开始提出佛教史编写的“亚太”视野问题,实则老汤先生在数十年前已有此意。《中华佛教史》的西域卷(《佛教史论集》)、中日卷、中韩卷,即在一定意义上考镜源流,体现了《中华佛教史》的格局与气度,进一步印证了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文明交流互鉴”命题的科学性。
此外,《中华佛教史》不仅是一部由断代史构成的通史,而且亦包含多种专题史、专门史,除了前述两大特点之外,文学卷、美术卷亦是《中华佛教史》的重要组成内容,特别是美术卷作者金维诺先生,年且九十,是除季羡林先生之外,诸卷作者中最为年长者。《中华佛教史》撰写历时15年之久,当年五六十岁正值人文社科学者“盛年”的作者们,现今大都七八十岁;当年少数几位正值壮年的作者,现今也到了花甲之年。汉魏两晋南北朝卷,原定由前不久刚刚去世的佛学大家方立天先生撰写,后经方先生入室弟子张风雷教授介绍,转由笔者撰写完成,在年龄上算是唯一例外,但亦体现出《中华佛教史》凝聚了老中青数代佛教史研究者的心血。
近百年前,呂澂先生尝言:“吾人治学先宜习其概论与历史,虽佛教亦无以异”。1920年代,梁启超先生即有意编撰中国佛教通史,从梁氏《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一文算起,汤用彤、蒋维乔、黄忏华、周叔迦、任继愈……众多前辈先贤都为中国佛教通史的编撰作出重要的努力和贡献。季羡林、汤一介两位先生主编的《中华佛教史》正式出版,在中国佛教通史的规模、体例、编撰方式上都作出了重要的探索,自有其学术史地位,各分卷也必将推动相关领域研究的拓展和学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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