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21—31日，应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的邀请，英国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David
在5月21日晚6点开始的第一讲“社会人类学中比较的方法”中，David Parkin教授主要从三个方面介绍了宗教人类学中比较的方法。他认为宗教人类学的比较首先可以从区域比较或世界范围内的比较两方面入手。从区域比较来看，区域内的诸多社会能够作为一个主题的诸多变种而被理解。而从世界范围内比较来看，在层级方面，诸多社会在被比较的时候将不再被视为同一区域的一部分；而在时间方面，社会之间在历时态上没有诸多的先在关系，在同时态上彼此也没有联系。由此，David Parkin教授进入到第二个方面的论述，即比较单位的抉择。他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宗教人类学面临着“鸡与蛋”的困境。也就是说，我们首先需要在知道社会的核心要素之前宏观把握整个社会，但我们也只有通过之道社会的关键要素，我们才能知道社会全貌，并以这些要素为基础展开与其他社会的比较。David Parkin教授指出，超越这一困境的方法在于绵长而又密集的田野考察。具体而言就是将田野考察进行分工：一个人在一个社会进行缜密考察并描绘出整个社会体系，然后在同一个维度对结果进行比较。接着，他补充了对此方法的反思，认为这种“实在说”（essentialism）在辨别要素等应用方面还存在诸多危险，所以还需要完善。他指出了两种完善的可能路径，即Edmund Leach的“结构转换”（structure transformation）理论与Rodney Needham的“多型化比较”（polythetic comparison）理论。
在5月24日晚6点的第二讲“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中，David Parkin教授首先梳理了宗教人类学的理论史，认为现在的宗教人类学研究对象正在经历从结构到组织的转向。他指出，在韦伯、杜尔凯姆与马克思等经典社会学家那里，结构是关注和研究的重点，个人的持续性行为只是社会进程的基础。而到了人类学家Raymond Firth那里，社会不再被认为是亚结构结合而成的结构，事件是由个人而非结构做出的选择和决定，为此他提出了“社会组织”这一概念以连接结构的微观层面与宏观层面。然后，David Parkin教授介绍了Frederick Barth的“互相影响分析”（transactional analysis）理论。Barth认为，社会不仅如Firth所说的那样，它还由个人选择和决定所驱使。此理论关注不同生态领域内的个人选择、决定以及人际之间关于技巧的评价。最后，David Parkin教授还介绍了其他不同进路，如Bourdieu对Mauss关于“习惯”概念的借用、Gidden的“结构化”（structuration）概念以及Latour的“行动者网络”(Actor Network theory)理论等。他认为，这些理论试图展现我们所理解的社会是如何尝试着调和大型组织或结构的低速运转（slow-moving）本质与个人日常行为之间的张力，而个人不会一直顺从组织规则而常常适度违犯以至于改造这些规则。
在5月28日晚6点的第三讲“解释主义、自反性与后现代转向”中，David Parkin教授首先介绍了解释的转向。他指出，在1970年代的人类学领域存在着对解构主义的批判以及对于后现代思潮的顺应两种倾向，其代表人物就是Clifford Geertz，主要观点认为人类学家应该研究社会以及文化的意义，而非结构。David Parkin教授认为，这是将社会作为一个机器研究到将社会作为一个不断发展的意义创造物研究的一个进步。结构主义者与解释主义者具有如下一个重大区别，即结构主义者将社会行动和符号性行为视为来自人类思维的一般、普遍逻辑的发散，而解释主义者则不会诉诸一个一般、普遍的认识。他认为，Geertz的观点与法国哲学家的观点基本一致。接着，David Parkin教授深入介绍了上面提到的人类学对于社会认识的转向，即从作为机器的社会到作为伦理系统的社会。他认为，在结构主义诞生之初即对将社会看成其部分组织具有不同功能产生分歧，并由此发展处将社会看成是一个意义系统的观点。事实上，牛津大学内部也将此看成是从功能研究到意义研究的转向。解释主义的一个特征即是认为人类学的田野工作者本身即是他工作的一部分。在进行田野考察时，我们观察到的不仅是我们对社会的影响，而且是对社会中的人的尝试性理解。然后，David Parkin教授简要介绍了自反性的含义。他认为，自反性实质上是严格审查身处田野考察和分析中的人类学家和人类学的角色，评判他们关于社会的写作在何等意义上基于先验假设和理论，以及评估他们这些具有特殊背景成员的角色是在何等程度上影响他们所解释的社会。最后，David Parkin教授探讨了宗教人类学与时代背景的关系。他认为，宗教人类学面临着后殖民地时代不断扩张的资本主义、全球化以及新型传播技术的冲击。
在5月31日晚6点的第四讲“人类学与人文科学的再结合”中，David Parkin教授探讨了宗教人类学在方法论领域的新趋势，即如题所述，与人文科学的再结合。他指出，在20世纪前50年，美国人类学界被划分为四个领域：社会文化、物理演变(physical evolution)、考古学以及语言学。而在20世纪最后30年的英国及欧陆部分地区，人类学则发展出了一种来自社会、文化以及生物方面的演化兴趣。David Parkin教授认为这是一种回到19世纪的、保守却又体现在诸多人类学界年轻学者身上的兴趣。而在最近，较为盛行的趋势主要有生物文化主义（bio-culturalism）、人类学中的进化的心理学(Evolutionary Psychology in anthropology )以及整体人类学（Holistic anthropology）等。
此系列讲座由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研究所专职研究员、哲学院副院长、国际佛学研究中心主任魏德东副教授主持，美国南伊利诺伊卡本代尔大学Dav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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