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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举办第二届教父哲学工作坊：奥古斯丁与哲学史

点击数：更新时间：2026-05-07 14:42:00

2026年4月18—19日，我所举办第二届教父哲学工作坊：奥古斯丁与哲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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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8日上午8时30分，论坛正式开幕。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的孙帅老师代表主办方首先致辞。他向与会学者致以诚挚感谢，介绍了本次工作坊的筹办过程，并指出，对奥古斯丁的研究不仅关乎西方哲学史的整体关照与反思，更有助于我们重审自身传统及其在世界文明中的定位。随后，我所专职研究员、山东大学讲席教授李秋零老师在致辞中表示，自首届论坛举办八年以来，中国的奥古斯丁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研究队伍不断壮大，他对教父学的未来发展寄予展望。

本次研讨会共有六场研讨。第一场研讨集中讨论了奥古斯丁与哲学史上关于恶的起源、存在与自由及其相关理论嬗变问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周伟驰研究员主持，我所专职研究员、山东大学讲席教授李秋零老师发言题目为《奥古斯丁的原罪说与康德的根本恶理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吕超老师发言题目为《从“混沌—秩序”到“创世—堕落”——关于恶之起源的两套叙事》，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刘万瑚老师发言题目为《复合实体之本质的两重规定：<存在者与本质>中“属相—种差—种相”与“质料—形式—复合体”的类比问题》，湖南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李志龙老师发言题目为《论亚里士多德的选择概念与奥古斯丁的自由意志问题》。陕西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庄振华老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吴功青老师对上述发言作了深入评议。

第二场研讨集中讨论了奥古斯丁思想在现代哲学中的多重回响与创造性阐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袁朝晖老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张旭老师发言题目为《福柯论奥古斯丁》，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哲学系邓刚老师发言题目为《上帝之城与开放社会——试论奥古斯丁与柏格森关于两种团契的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陈辉老师发言题目为《爱与自我的生成——马里翁论奥古斯丁》，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李成龙老师发言题目为《从幸福生活到实际生活——论海德格尔对奥古斯丁<忏悔录>卷十的阐释及其得失》。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李丙权老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雷思温老师对上述发言作了深入评议。

第三场研讨主要从跨传统和跨学科的视角重新审视奥古斯丁思想的接受史与当代效应，由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花威老师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周伟驰老师发言题目为《奥古斯丁在东正教眼中之形象——最近的一个读后感》，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朱振宇老师发言题目为《镜像之喻，内视觉与奥古斯丁的灵魂转向学说》，四川大学哲学系杨杰老师发言题目为《<约翰福音>序言探赜：论爱留根纳对奥古斯丁哲学的继承与革新》，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胡艾忻老师，发言题目为《奥古斯丁与后期维特根斯坦》。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吕超老师、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陈越骅老师对上述发言作了深入评议。

第四场研讨侧重从现代性视野出发考察早期现代哲学对奥古斯丁思想遗产的继承，由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文晗老师主持。陕西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庄振华老师发言题目为《心灵转向与可理知性——黑格尔辩证法的中古渊源与现代特质》，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暨哲学院孙帅老师发言题目为《自由意志与自我分裂：奥古斯丁与路德论精神人格的生成》，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贺晴川老师发言题目为《圣经与哲学：斯宾诺莎宗教批判的两个基础》，巴黎文理大学博士生刘博然同学发言题目为《帕斯卡论自爱与自我的来源》。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娄林老师、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邓刚老师对上述发言作了深入评议。

第五场研讨深入探讨了奥古斯丁哲学的内在结构和思想渊源，由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娄林老师主持。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陈越骅老师发言题目为《奥古斯丁<忏悔录>的本原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贺腾老师发言题目为《至善的超越性与内在性—重思奥古斯丁伦理学的现世关怀》，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徐逸飞老师，发言题目为《普罗提诺论灵魂的 pathos》，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硕士生刘子茵同学发言题目为《奥古斯丁论爱的秩序与共在形式——从自我到共同体》。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胡艾忻老师、四川大学哲学系杨杰老师对上述发言作了深入评议。

第六场研讨集中考察奥古斯丁哲学的内在结构及其在后世的转化与对话，由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贺腾老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生张振涛同学发言题目为《死亡中的羁旅者——奥古斯丁论死亡的时间性结构》，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硕士生江一丁同学发言题目为《三位一体的时间向度——奥古斯丁<论三位一体>中时间性问题》，鲁汶大学神学系博士生苏泓睿同学发言题目为《超越自然——安瑟伦自由意志理论的本体论及其与奥古斯丁的比较》，哈根函授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夏天宇同学发言题目为《论奥古斯丁和斯宾诺莎的“modus”概念》。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李丙权老师、苏州大学哲学系陈广辉老师对上述发言作了深入评议。

4月19日上午，本次工作坊圆满闭幕。闭幕式由吴功青老师主持，与会学者自由发言，围绕本次工作坊的成功举办和该领域的学科前景，展开了热情洋溢的讨论。与会者一致认为，应该持续深化奥古斯丁与教父哲学研究，定期举办相关学术活动，以推动中国学者在该领域形成稳定的学术共同体。

第二届教父哲学工作坊“奥古斯丁与哲学史”会议综述

信息来源：文艺复兴与近代哲学发布时间：2026年5月4日

2026年4月18日至19日第二届教父哲学工作坊“奥古斯丁与哲学史”在中国人民大学顺利召开。本次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哲学院、宗教高等研究院主办。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山东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上海财经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扬州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湖南大学、苏州大学、四川大学、湖南师范大学、鲁汶大学、巴黎文理研究大学、哈根函授大学等高校与科研单位的学者齐聚一堂，围绕工作坊主题展开多角度的深入研讨与对话。作为最具影响力的古代教父之一，奥古斯丁在西方哲学史上具有持久而深远的影响，他不仅推动了基督教思想从早期希腊范式向中世纪拉丁范式的关键转型，也深刻影响了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这两场开启现代社会的重大运动。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与会学者围绕“奥古斯丁与哲学史”主题展开热烈的讨论，在深入理解奥古斯丁思想基础上，探讨其对哲学史及当代思想的多重贡献。

4月18日上午8时30分，论坛正式开幕。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的孙帅老师代表主办方首先致辞。他向与会学者致以诚挚感谢，介绍了本次工作坊的筹办过程，并指出，对奥古斯丁的研究不仅关乎西方哲学史的整体关照与反思，更有助于我们重审自身传统及其在世界文明中的定位。随后，山东大学讲席教授李秋零老师在致辞中表示，自首届论坛举办八年以来，中国的奥古斯丁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研究队伍不断壮大，他对教父学的未来发展寄予展望。

本次研讨会共有六场研讨。

第一场研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周伟驰师主持，陕西师范大学哲学学院的庄振华老师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的吴功青老师评议。本场集中讨论了奥古斯丁与哲学史上关于恶的起源、存在与自由及其相关理论嬗变问题。

本场第一位发言人是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的李秋零老师，发言题目为《奥古斯丁的原罪说与康德的根本恶理论》。李老师在文中集中考察了奥古斯丁与康德在人性恶问题上的理论同构：二者均将恶视为伦理秩序的颠倒，均以自由意志为恶的根源，均承认原初的恶使人失去了自由选择善的能力。二者仅在消解恶的路径上产生根本分歧：奥古斯丁诉诸神恩，康德则拒绝超自然的协助，认为人必须靠自己改恶向善才有道德价值。然而，原初之恶与道德自律的潜在抵触使康德陷入了理论困境。这一对比既揭示了奥古斯丁对西方思想的深层渗透，也表明启蒙理性在处理基督教遗产时面临的内在矛盾。

评议人吴功青老师表示赞同论文对奥古斯丁与康德关联的判断，并指出这种关联主要通过路德的中介展开，康德虽然以启蒙理性解构宗教，但其思想深处仍受基督教浸润。同时，他补充了一个关键差异：奥古斯丁的原罪使人生而具有罪性，而康德坚持罪必须由每个人自己的自由意志做出；不过，即便康德不接受超自然的恩典，其哲学仍隐约保留了一种“先把分内之事做好，再期待上帝帮助”的恩典结构。

本场第二位发言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吕超老师，发言题目为《从“混沌-秩序”到“创世-堕落”——关于恶之起源的两套叙事》。吕老师着重对比了“混沌-秩序”与“创世-堕落”两套叙事，梳理了西方恶之起源逻辑的演变。前者将恶视为先于秩序的混沌，善则是神战胜恶后建立的伦理规范，虽呈现了恶的破坏力，却陷入伦理相对主义与实然应然的混淆。奥古斯丁则在“从无创世”的框架下，将恶重新界定为自由意志的误用，为道德责任奠定存在论根基。这一转变标志着西方恶论范式的根本转折：恶不再是与善对峙的实体本原，而是自由意志对存在秩序的镜像反转与向虚无的坠落。

评议人吴功青老师指出，“混沌-秩序”与“创世-堕落”两套叙事来梳理西方恶论的演变方向大体正确，但有几处仍需斟酌：首先，混沌-秩序模式是否仅限希腊神话，“混沌”能否等同于“恶”，尚且存疑；其次，两套模式的核心区别在于善恶的过渡是否有原因，这一关键之处值得深入展开讨论；再次，两套模式在历史上未必截然对立，二者的区分需要更复杂的处理。

本场第三位发言人是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的刘万瑚老师，发言题目为《复合实体之本质的两重规定：<存在者与本质>中“属相-种差-种相”与“质料-形式-复合体”的类比问题》。刘老师在文中探讨了阿奎那对复合实体本质的两重规定：一是从定义角度，以“属相—种差—种相”来规定事物；二是从实在构成角度，以“质料—形式—复合体”来规定事物，并在此基础上考察了两组概念之间的类比关系。他指出，由于事物的定义与实在构成并不严格对应，属相在不同视角下可以分别类比于质料或形式——这源于定义虽指称事物整体，却各有侧重。除此之外，阿奎那区分了指向事物整体的属相与指向事物部分的同名概念，使两重规定得到了更为精确的把握。

评议人庄振华老师认为这一思路很有启发性，并从历史脉络出发提出几点意见：亚里士多德虽初步开启定义与构成两个面向，但未充分展开；斯宾诺莎和近代德国哲学则明确将定义与构成分作两个问题处理，但托马斯以属相为质料的做法能否完全纳入这一解读架构，仍有疑问；至于现代哲学将托马斯的解读发挥为“质料生成形式”，则属后人的一厢情愿。此外，庄老师还指出，形式与质料能否不加辨析便直接称为“部分”，同样存在疑问。

本场第四位发言人是湖南师范大学哲学学院的李志龙老师，发言题目为《论亚里士多德的选择概念与奥古斯丁的自由意志问题》。李老师在文中考察了亚里士多德的“选择”（prohairesis）概念与奥古斯丁“自由意志”问题的关联。他指出，亚里士多德的选择概念虽常被忽视，却是德性实现的核心前提：选择不同于欲望与意愿，是一种基于理智裁决的自主决断。奥古斯丁受此启发，发展出自由意志理论，将恶的根源归为意志对善的背离。不同的是，亚里士多德侧重知善知恶的理性分辨，奥古斯丁则引入无知与无力来解释意志的软弱，并最终诉诸恩典完成救赎。这一关联既揭示了选择概念对自由意志问题的奠基作用，也为理解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提供了新的阐释向度。

评议人庄振华老师指出，李老师的研究侧重亚里士多德与奥古斯丁的一贯性，但还需更充分考虑中世纪世界观的特殊性——上帝从无中创世、意志从无中而生恶，这一框架意在阻断世界的完满性，并最终指向尘世的毁灭，而非古代哲学的自然延伸。他强调，必须承认中世纪思想资源的特殊性，不能因其与亚里士多德的关联而抹平这绵延一千五百年的世界观的独特品格。

第二场研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袁朝晖老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的李丙权老师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的雷思温老师评议，集中讨论了奥古斯丁思想在现代哲学中的多重回响与创造性阐释。

评议人李丙权老师认同福柯对奥古斯丁的判断，他进而追问，不同于通常所论的“我思主体”，法律主体与欲望主体都具有较强的实践品格，因此关于两种主体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内在关联，还值得深入辨析。他同时提醒，福柯的谱系学方法将效应史与流传史联结在一起，未必精准对应奥古斯丁本人的论述，若径直将现代主体性归因于奥古斯丁，恐有时代错置之嫌。

本场第二位发言人是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哲学系的邓刚老师，发言题目为《上帝之城与开放社会——试论奥古斯丁与柏格森关于两种团契的思考》。邓老师尝试在柏格森与奥古斯丁之间建立对话。他指出，柏格森的“封闭社会/开放社会”与“静态宗教/动态宗教”两重区分，在结构上与奥古斯丁“地上之城/上帝之城”的对立形成呼应。两位思想家都触及个体以何种方式结成团契的问题：封闭社会与地上之城对应基于欲望和利益的低阶共同体，开放社会与上帝之城则对应基于理性与精神性的高阶道义共同体。但二者的根基不同：奥古斯丁以永恒与时间的对立及原罪为出发点，将历史理解为善恶在心灵与城邦中永恒冲突的过程；柏格森则以“生命冲力”为唯一本原，将二元差异收摄为同一种生命在自然与精神维度中的不同表达。

评议人雷思温老师指出，邓刚老师的思路颇具启发性，但将奥古斯丁与柏格森直接对比的贴合度有待商榷：柏格森更直接的对话者可能是涂尔干，尤其是后者关于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的区分。雷老师指出，奥古斯丁双城论虽与柏格森的理论有一定亲缘性，但柏格森与当时社会理论的问题关联可能更为紧密。

本场第三位发言人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的陈辉老师，发言题目为《爱与自我的生成——马里翁论奥古斯丁》。陈老师旨在探讨马里翁对奥古斯丁的解读，他认为奥古斯丁为马里翁提供了一种前形而上学或非形而上学的思想可能性，展现了一个比现代主体更具当代性的自我形象。通过对《忏悔录》中“向天主言说”与“言说天主”的区分，马里翁试图表明忏悔的本质不是自我对上帝的规定，而是在倾听上帝之言后做出的回应，由此确立一种呼唤与回应的对话结构。在此结构中，自我并非笛卡尔式的我思主体，而是一个“沉醉者”或“被赠予者”，其存在不由自身奠基，而是在接受来自上帝的呼唤与赠礼中生成，从而超越主动与被动、认识与存在，成为一个在爱与欲望中构成的自我。

评议人李丙权老师围绕陈老师的报告提出几点疑问。第一，呼唤未必发生在神学语境中，将呼唤直接等同于天主的呼唤已是一项具体的神学决定，而非纯粹的哲学结构。第二，奥古斯丁的自我并不完全掌握自身，法文中“sujet”兼有“主体”与“臣民”双重含义，马里翁究竟在何种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需进一步辨析。第三，“adonné”与“donné”等词的译名需谨慎区分。

本场第四位发言人是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的李成龙老师，发言题目为《从幸福生活到实际生活——论海德格尔对奥古斯丁<忏悔录>卷十的阐释及其得失》。李老师通过重构海德格尔对《忏悔录》卷十的阐释，试图呈现海德格尔如何将奥古斯丁对幸福生活的寻求转化为对实际生活之基本特征的揭示。奥古斯丁认为幸福即拥有上帝，寻求幸福生活就是灵魂逐步上升至上帝并与之合一的过程，但灵魂因自身羸弱和欲望困扰而在上升中不断受挫。海德格尔则将这一寻求引向对“自我成为问题”的实际生活状态的阐明：自我并非笛卡尔式的我思主体，而是在诱惑、忧烦和流散中不断挣扎的生存；实际生活的基本特征就是诱惑，而幸福生活则被揭示为朝向本真存在的姿态性朝向。李老师同时评估了这一阐释的得失。

评议人李丙权老师指出，李成龙老师对海德格尔阐释中“失”的分析相当充分，但“得”的方面着墨偏少。他指出，海德格尔解读奥古斯丁的根本动机并非单纯地还原文本，而是借奥古斯丁来建构自己的基础存在论。因此，海德格尔在处理奥古斯丁时出现的偏差，究竟是“暴力解读”，还是“为我所用的建构”，需要更加谨慎地判断。

第三场研讨由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的花威老师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吕超老师和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的陈越骅老师评议，从跨传统和跨学科的视角重新审视奥古斯丁思想的接受史与当代效应。

本场第一位发言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周伟驰老师，发言题目为《奥古斯丁在东正教眼中之形象——最近的一个读后感》。周老师从几个重要教义出发介绍了东正教对奥古斯丁的批判性评价：一是“和子句”问题，奥古斯丁论证圣灵从父和子出，东正教认为他混淆了圣灵的永恒发出与在世差遣。二是原罪-恩典-自由意志问题，东正教认为奥古斯丁的恩典论是“独力论”（神恩独运论），否定了人的自由意志，与教父传统的“合力论”相悖。三是东西方对救赎理解的差异，西方偏重法律和正义框架，东方则偏重病理和永生框架，且奥古斯丁未能区分上帝的本质与能量，无法理解“神化”。四是在礼仪有效性上，东方重人，败坏者仪式无效；奥古斯丁在多纳特论争中重位不重人，在其位则其礼有效。周老师表示，东正教的这些批判虽有部分偏颇，但关于奥古斯丁偏离教父传统问题确实值得关注，正如汉斯昆所说，奥古斯丁开辟了新范式。

评议人吕超老师在评议时尝试为奥古斯丁作辩护：第一，奥古斯丁在“和子句”等问题上虽有希腊文功底薄弱和释经偏差，但他对保罗关于律法、恩典与称义的理解在整体逻辑上或许另有道理。第二，与东正教将权威寄托于主教的个人品德相比，奥古斯丁关于教会与圣礼的理解更具弹性，使信仰能在不同的政治与道德处境中得以存续。第三，奥古斯丁对罪与称义的所谓“律法主义”解读，未必仅是拉丁或罗马传统的特征，旧约犹太传统本身同样以法律形式来理解神人关系。

第二位发言人是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的朱振宇老师，发言题目为《镜像之喻，内视觉与奥古斯丁的灵魂转向学说》。朱老师从《忏悔录》第13卷的一段文字出发，分析了镜像之喻在奥古斯丁灵魂转向学说、自然宇宙论与托寓解经学说中的结构性作用。在《独语录》中，奥古斯丁将上帝比作内在之光，理性比作心灵之眼，通过区分“看”与“看见”确立灵魂转向的阶段，将假象的根源从事物转移到观看者，为自由意志学说奠基。在《论三位一体》中，他将灵魂转向细化为一系列“三一”进程，以内视觉学说构建了其灵魂转向理论。在《<创世记>字疏》与《论基督教教义》等作品中，他通过区分身体、属灵和属理智的三重异象、通过揭示文本的字义与寓意的不同，将自然宇宙与《圣经》这两本“上帝之书”视为灵魂转向的阶梯，由此再现了保罗思想中从“镜中看”到“面对面”的心灵朝圣过程。朱老师最后指出，奥古斯丁对镜像之喻的全面应用对波纳文图拉、伪狄奥尼修、圣托马斯乃至但丁的写作都有极大的启发作用。

评议人陈越骅老师对朱振宇老师提炼的“镜像”比喻表示肯定，认为这一概念将奥古斯丁的诸多哲学洞见纳入到一个富有解释力的框架。同时，陈老师也提出一点商榷：文章开头所引《忏悔录》的段落，将自然宇宙的天穹称为上帝之书，但他在自己的研究中发现，在奥古斯丁的创世次序中，上帝首先创造的是无时间性、具有完美形式的天堂，而自然界实为天堂的影像，并非上帝直接创造的第一本书。因此，“自然宇宙”与“天堂”应有分层，建议在论述中进一步加以区分。

第三位发言人是四川大学哲学系的杨杰老师，发言题目为《<约翰福音>序言探赜：论爱留根纳对奥古斯丁哲学的继承与革新》。杨老师通过对比奥古斯丁与爱留根纳对《约翰福音》序的诠释，展示了两位思想家的差异。在赞美作者约翰方面，爱留根纳将约翰刻画为凭借默观飞越“是者”与“非是者”、进入上帝奥秘的雄鹰，与奥古斯丁对今生默观的保留态度及对谦卑式“上升”的强调形成对照。在“上帝是否可见”问题上，爱留根纳坚持三位一体上帝只能在“神显”中显现；在“道成肉身”的意义上，奥古斯丁强调基督作为救世中保，爱留根纳则将其与凡人“成神”绑定。因此尽管爱留根纳善用奥古斯丁的释经资源，决定性的影响仍来自伪狄奥尼修斯及其否定神学传统，其对上帝绝对超越性的执着使其诠释呈现出与奥古斯丁异趣的面貌。

评议人陈越骅老师从新柏拉图主义角度入手就“是者”与“非是者”的划分提出商榷：在柏拉图传统中，“是者”指永恒不变的诸理念，而世间万物变动不居，并无固定不变的“是”，因此亦可视为“非是者”。此外，针对杨老师引证的奥古斯丁称上帝为“是者”、爱留根纳称上帝为“超越者”的对比，陈老师指出，此处奥古斯丁是通过语言之镜来认识上帝，但这不过是语言的镜中影像；奥古斯丁的论述实则指向上帝超越是者，这与新柏拉图主义及爱留根纳的精神是一致的。

本场第四位发言人是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的胡艾忻老师，发言题目为《奥古斯丁与后期维特根斯坦》。胡老师尝试论证奥古斯丁与后期维特根斯坦在理解何谓“哲学”问题上的共通性理解，由此挑战将二者简单对立为心理主义与反心理主义代表的哲学史叙事。报告以分析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开篇的“奥古斯丁式的语言图景”开始，简介其于当代研究中的三种解释方案：“哲学伪命题”、“前理论范式”和“作为‘哲学活动’的例示”。胡老师指出，“奥古斯丁式的语言图景”在《哲学研究》里充当对话者的功能：它不提供实质性内容，却在持续对话中引导读者放弃对命题化真理的期待，从而将哲学展示为一种活动。这与《忏悔录》中奥古斯丁与沉默的上帝之间的对话具有相同的结构：confessiones并非关于上帝的命题知识，而是以“你-我”对话的方式“行/做真理”。对两位哲学家来说，哲学或真理都不应是动词的宾语，而是动词展现的活动本身。

评议人吕超老师围绕胡老师的报告提出两个问题。第一，关于“奥古斯丁式的语言图景”作为对话者的功能：《忏悔录》中不同存在者所发出的回应声音具有明确的目的论指向，即引导人转向上帝；而维特根斯坦在使用这一图景时，是否同样具有这种方向性的引导目的，这一点尚需澄清。第二，关于“做哲学”与“行真理”同默观生活的关系：默观生活既可以呈现为静态的命题体系，也可以是一种不断运动、持续接纳的过程，未必与动词化的哲学活动相冲突。

第四场研讨由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的文晗老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的娄林老师和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的邓刚老师评议，本场从现代性视野出发，考察早期现代哲学对奥古斯丁思想遗产的继承。

本场第一位发言人是陕西师范大学哲学学院的庄振华老师，发言题目为《心灵转向与可理知性——黑格尔辩证法的中古渊源与现代特质》。庄老师尝试将黑格尔辩证法的思想渊源追溯至奥古斯丁奠定的“心灵转向”这一关键的中古环节。奥古斯丁在《论自由决断》中确立了“向内而后向上”的路径：心灵须从外物回返自身，凭借对事物形式与秩序的把握，最终转向真理；《论三位一体》则通过“记忆—理解—爱”的三一结构，在时间中打开了突破尘世现成状态的道路。这一传统流传至近代，在“可理知性”的基础上重新展开。黑格尔辩证法通过“抽象普遍者—现成的对立或分裂状态—作为思辨统一体的具体普遍者”这一三元结构，让心灵在具体实在中自觉体现普遍性并回归自身，从而为现代的封闭化困境指出一条“突围”路径。

评议人邓刚老师对庄老师的报告提出三点疑问。第一，能否进一步揭示黑格尔与奥古斯丁之间的同构或内在共识？二者是否表达了相似的哲学方法，抑或面对同一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理论方案？第二，“心灵转向”是否可以理解为基督教对人的灵魂的规定性？由此出发，能否在中西比较视野下追问，中国人是否具有另一种心灵规定性？第三，希望庄老师对“可理知性”概念稍作说明——它是否对应于“可感之物”与“可理知之物”的古典区分？

本场第二位发言人是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哲学院的孙帅老师，发言题目为《自由意志与自我分裂：奥古斯丁与路德论精神人格的生成》。孙老师从自由意志与自我分裂问题切入，考察奥古斯丁与路德对精神人格生成的不同理解。奥古斯丁将保罗那里意志与行为的冲突转化为意志自身的内在分裂，路德解构了人的自由意志，消解了意志向善时的内在分裂，却转而借律法与福音的张力为自我制造了新的、更深的分裂：基督徒的生存被分裂为两个彼此交织的时刻——肉身在律法之下，灵在福音之下。对路德来说，生活的考验不再是意志的挣扎，而是上帝与魔鬼在罪人身上的内在交战。从保罗、奥古斯丁向路德的变化，折射出精神人格从意志之自由决断向信心之被动承受的转变。

评议人娄林老师对孙老师的报告提出几点疑问：首先，奥古斯丁笔下的自我似乎并不具有普遍性：意志决断的瞬间体验，对于缺乏相关宗教经验的人来说，很难从哲学逻辑上加以充分体会。其次，奥古斯丁将《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的三种生活形态一概归入欲望的考验，对此娄老师存有疑虑。基于奥古斯丁对哲学生活的批评，以及理性在自我分裂结构中的缺位，其救赎论是否隐含了对理性参与及沉思生活的根本拒绝？

本场第三位发言人是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的贺晴川老师，发言题目为《圣经与哲学：斯宾诺莎宗教批判的两个基础》。贺老师在论文中以哲学与圣经为线索，阐释了斯宾诺莎宗教批判的双重基础。基于哲学的批判旨在证成理性的自足性：通过将启示还原为想象，将律法还原为统治的工具，将奇迹还原为对自然法则的无知，斯宾诺莎以“神即自然”的必然论瓦解了启示宗教的知识根基。基于圣经的批判则旨在为理性划定宗教的领域：斯宾诺莎以“唯靠圣经”为原则，借助语文学和历史学方法，将圣经还原为一部充满人为错谬的普通书籍，由此否定其神圣权威，同时将真宗教的根基收缩为“服从”。通过这两重批判，斯宾诺莎实现了哲学与神学的分离。

评议人娄林老师对贺老师的报告提出三点意见：第一，关于圣经的地位问题，娄老师认为在斯宾诺莎那里，圣经实为批判的对象，而非基础。第二，斯宾诺莎据以批判启示宗教的确定性哲学，其自身也不具有绝对的确定性，因为自然哲学与科学对世界的解释同样充满争议。第三，斯宾诺莎对启示宗教创立者的动机未予以充分分析，而是简单归结为道德性，这一点仍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本场第四位发言人是巴黎文理大学的博士生刘博然同学，发言题目为《帕斯卡论自爱与自我的来源》。刘同学在文中阐释了帕斯卡尔思想中自爱与自我知识的观念及其神学根基。帕斯卡尔批判笛卡尔将爱单义化为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评估，并通过对自爱无限性的神话表达，提出一个关于“无限自我”的可能性证明：自爱本质上是对已失落的、作为无限者的“真我”上帝的追寻。最后，通过“会思想的肢体”这一意象，帕斯卡尔将自我知识重新奠基于基督这一先在整体之上：自我并非独立的实体，其存在与爱均须通过恩典从整体中领受。由此，帕斯卡尔实现了从空洞的个体自爱向正义的整体仁爱的转化。

评议人邓刚老师针对刘博士的诠释提出两个建议和一个疑问。第一，建议在论文中适当交代帕斯卡尔与冉森派的关联，因为帕斯卡尔的宗教理解很大程度上来自阿尔诺及冉森派修士的传递。第二，建议解释“单义性之爱”在何种意义上区别于传统的“仁慈之爱”与“欲念之爱”的区分。第三，帕斯卡尔所说的“自爱”究竟对应哪一种爱（如amour-propre或amour de soi等），在法语语境中是否有更细致的区分。

第五场研讨由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的娄林老师主持，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的胡艾忻老师和四川大学哲学系的杨杰老师评议，深入探讨了奥古斯丁哲学的内在结构和思想渊源。

本场第一位发言人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的陈越骅老师，发言题目为《奥古斯丁<忏悔录>的本原论》。陈老师尝试从本原论视角解读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他指出，在奥古斯丁的思想中，希腊哲学的核心问题“本原”长期被基督教的上帝论遮蔽。奥古斯丁早年受摩尼教二元论的困扰，后通过阅读新柏拉图主义著作实现突破：上帝并非空间性存在，而是精神性的最高本原；恶是善的缺失而非实体，其根源在于自由意志对最高本原的背离。在《忏悔录》中，奥古斯丁阐述了上帝如何以“道”（形式）在“元始”（本原）中创造天地。奥古斯丁还将三位一体解释为圣父藉圣子创造、圣灵提升与拯救，从而将新柏拉图主义的本原论与基督教创世论、三一神学合为一个融贯体系。

评议人胡艾忻老师指出，这一以希腊哲学的“本原”问题框架取代基督教“上帝论”的视角转化，关涉学界的核心争论：奥古斯丁究竟是新柏拉图主义者还是基督教信徒。通常认为，奥古斯丁是“第一位现代人”，开启了由意志论主导的中世纪与近代哲学；但陈老师的研究表明，奥古斯丁依然部分处在古典世界的框架内。

本场第二位发言人是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的贺腾老师，发言题目为《至善的超越性与内在性—重思奥古斯丁伦理学的现世关怀》。贺老师从至善的超越性与内在性这一双重维度出发，重新阐释了奥古斯丁的至善论。奥古斯丁揭示了古典至善论的内在困境——以自然为基础的幸福既无法自足，也难以给诸善提供统一的根基，并基于此将至善从此生移向末世。奥古斯丁一方面借鉴新柏拉图主义，将上帝确立为超越一切可变之物的至善本原，另一方面又通过创造、秩序内嵌与自然欲求，使上帝内在于世界。由此，尘世诸善并非被否定，而是被纳入通向上帝的秩序。这一“超越—内在”的辩证结构，既为伦理生活奠定了超越的根基，也保障了尘世实践的积极意义。

评议人杨杰老师围绕贺老师的汇报提出两点建议。第一，贺老师引证的《上帝之城》第十九卷，其核心主题“和平”与“战争”问题紧密相关，若能引证涉及相关问题的第十四卷，整个论证或许会更加完整。第二，关于阿伦特对“使用—安享”区分可能导致将邻人工具化的批评，杨老师赞同文章以“羁旅者”（peregrinus）概念加以回应的思路，同时补充另一条可能的回应路径：《论基督教教导》中曾提出，人与人之间最终可以相互安享，这一线索同样可以回应阿伦特的质疑。

本场第三位发言人是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的徐逸飞老师，发言题目为《普罗提诺论灵魂的 pathos》。徐老师从pathos概念的双重含义出发，重新审视普罗提诺伦理学的核心疑难：其目标究竟是斯多亚式的“摆脱情感”，还是亚里士多德式的“情感适度”。普罗提诺首先论证灵魂本身是非遭受性的：灵魂整体遍在于身体，若灵魂本身遭受pathos，便会陷入传递性悖论。因此，灵魂的pathos实质上是对身体pathos的知觉。通感建构了身体、个体灵魂与宇宙灵魂的统一性，使整个宇宙如同一个单一的生命体。由此，普罗提诺的情感学说在新柏拉图主义“摆脱情感”的伦理主旨下获得了合理的位置——灵魂并非被情感所动，而是通过对情感的认知与判断实现超越。

评议人杨杰老师认为，徐老师的报告通过澄清pathos的同名异义，有效地维护了灵魂的非遭受性，但仍然存在两个疑问：其一，斯多亚的“摆脱情感”（apatheia，不动心）与新柏拉图主义的“摆脱情感”有何不同？除了通感之外，二者是否还存在其他实质差异？其二，引入“通感”概念后，能否回应文章开篇提出的公民德性与净化德性互斥的问题，通感框架对此是否有所助益？

本场第四位发言人是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的硕士生刘子茵同学，发言题目为《奥古斯丁论爱的秩序与共在形式——从自我到共同体》。刘同学从“爱的秩序”出发，阐释奥古斯丁如何将自我的存在从古典的自然秩序中解放出来，重新奠基于爱。爱不是心灵的抽象属性，而是连接爱者与被爱者的现实活动，其核心结构是“对爱的爱”。仁爱与贪爱的区分不是存在等级上的高低，而是两种对立的存在方式：贪爱并非对较低之善的追逐，而是对“缺乏”本身的爱，在背离上帝中趋向虚无，并通过与他人的共谋与情感共振不断强化；仁爱则在爱上帝之中爱邻人，以意愿他人正义生活为内在环节，形成以共同朝向上帝为纽带的团契。自我无法在孤立中被理解，而须在共在结构中展开。

评议人胡艾忻老师对刘子茵同学的论文从文献角度提出几点补充。第一，若爱始终是欲求性的，那么爱虚无便会陷入意向性困境——虚无并非一个可欲求的“东西”；同时，爱若是本性，为何又以“命令”的形式出现，这一张力值得深究。第二，“pondus”一词不仅是文学意象，更是一个自然哲学用语。第三，“potestas”一词经西塞罗对斯多亚术语的拉丁化翻译，兼具了“主动决定”与罗马法中“权利”的双重含义，奥古斯丁则将其与“能力”（facultas）区分开来。

第六场研讨由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的贺腾老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的李丙权老师和苏州大学哲学系的陈广辉老师评议，集中考察奥古斯丁哲学的内在结构及其在后世的转化与对话。

本场第一位发言人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的博士生张振涛同学，发言题目为《死亡中的羁旅者——奥古斯丁论死亡的时间性结构》。张同学从死亡经验、死亡作为神学历史事件以及死亡的时间性结构三个层面，梳理了奥古斯丁的死亡观。在死亡经验层面，无名之友的死亡使奥古斯丁意识到基于尘世共同生活的古典友爱的脆弱与罪性。在神学历史层面，死亡被理解为原罪的惩罚：死亡因初人犯罪由此进入世界，表现为灵魂与肉体的分离以及意志的内在分裂。在时间性结构层面，死亡在心灵中呈现为记忆、注意与期望的涣散。遗忘作为记忆的反面是恶在灵魂中的体现，使人流散于时间之中。

评议人陈广辉老师指出，张振涛同学的汇报存在几个问题：首先，最大的问题是篇幅过长，论文思路和结构容易分散，开篇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古典友爱的大篇幅讨论虽与主题相关，却冲淡了核心论述，需要大幅压缩。其次，文中关于两次死亡的数幅图示过于相似且略显粗糙，建议精细化处理。最后，“羁旅”作为在世的状态，在奥古斯丁思想中的位置仍需进一步厘清。

本场第二位发言人是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的硕士生江一丁同学，发言题目为《三位一体的时间向度——奥古斯丁<论三位一体>中时间性问题》。江同学从时间性问题切入奥古斯丁的《论三位一体》，揭示时间学说在神圣三一与心智三一中的结构性作用。在神圣三一方面，奥古斯丁将三位一体的关系置于时间之外，但通过“差遣”概念引入时间维度，实现了上帝对人的救赎。在心智三一方面，奥古斯丁以“记忆—理解—意志”构建心智三一，其中记忆指向过去、理解对应现在、意志指向未来，时间由此成为一面观照永恒的“镜子”：通过时间性的引入，奥古斯丁既化解了“我在”对上帝绝对优先性的威胁，又使有限者与无限者在时间中短暂相符，建立起救赎与恩典的关系。

评议人陈广辉老师认为，江一丁同学的汇报在基本观点上没有问题，但存在几点可改进之处：第一，奥古斯丁在讨论创世问题时已涉及时间与三一问题，因此讨论范围可进一步拓展。第二，表述的宗教学色彩偏浓，建议调整表达方式。第三，时间性三一与永恒三一的关系是类比还是分有，值得进一步展开。第四，对亚里士多德物理时间观的讨论与对奥古斯丁的内部分析在结构上略显分裂，建议穿插讨论。

本场第三位发言人是鲁汶大学神学系的博士生苏泓睿同学，发言题目为《超越自然——安瑟伦自由意志理论的本体论及其与奥古斯丁的比较》。苏同学考察了安瑟伦对“自由”与“自由决择”的区分及其因果关系的重构。“自由”被界定为一种仅指向正义的超自然力量，其形式是“自我规训”，使意志摆脱趋向幸福的自然必然性；“自由决择”的本质则是“自我转向”，即依赖备择可能性的自主选择能力。“自由”通过为意志提供正义这一备择选项，构成“自我转向”的必要条件。奥古斯丁通过“由无而生”的创造论，将意志的可变性奠基于受造本性之中；安瑟伦则否认“无”的本体论效力，拒绝为“转向”提供充分因，意志的“转向”由此不再扎根于自然本体论，而是转移至语言与思维层面，恶被界定为“在表达形式中所指称的某物”。

评议人李丙权老师评论指出，第一，“超越自然”在文中似有双重含义：一是指“自由”作为本体论设定，是一种超越自然必然性的力量；二是指由语言构造的现实，同样不在自然秩序之中。两种“超越自然”彼此之间如何关联？第二，若将语言现实视为超越自然秩序的存在，那么现实中恶的存在如何解释？第三，论文中“半存在”这一表述读后不明其意，究竟是指什么，以及安瑟伦文本中是否有相应的表达，还需要进一步澄清。

本场第四位发言人是哈根函授大学哲学系的博士生夏天宇同学，发言题目为《论奥古斯丁和斯宾诺莎的“modus”概念》。夏同学通过重构“modus”学说的概念史，勾勒出一条从奥古斯丁经经院哲学到斯宾诺莎的思想线索。他首先指出，奥古斯丁的“尺度”是一种肯定性的“接受形式的能力”，使存在者得以作为“一个某物”而实存。随后，他梳理了经院哲学对这一概念的扩张与收缩，并指出斯宾诺莎通过将样式的本质刻画为“努力”，实现了向奥古斯丁与阿奎那的返回：作为样式的个别事物，其本质即保持自身存在的力量，而力量必然处于行动之中。由此，斯宾诺莎超越了晚期经院哲学将样式收缩为依附性规定的框架，在近代机械论图景中恢复了“modus”作为事物之构成性力量的传统。

评议人李丙权老师表示肯定夏天宇博士对“modus”概念的思想史梳理，但也指出这种方法必然带来的问题：将概念从各自语境中抽离出来，虽然能呈现一脉相承的演化线索，却脱离了亚里士多德、中世纪经院哲学各自的问题框架。应该追问的是：这些概念如何在各自体系中以不同方式发挥作用，进而导致对“存在”本身的不同理解？

4月19日上午，本次工作坊圆满闭幕。闭幕式由吴功青老师主持，与会学者自由发言，围绕本次工作坊的成功举办和该领域的学科前景，展开了热情洋溢的讨论。与会者一致认为，应该持续深化奥古斯丁与教父哲学研究，定期举办相关学术活动，以推动中国学者在该领域形成稳定的学术共同体。